杨坚白，曾用声于典、杨娱天、杨异同、康莫逆、于天、非石等笔名。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21日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其父毕业于本溪县师范学堂，后任教师。杨坚白小时读了一些孔孟的书。由于家境困窘，他的求学时断时续，高等师范未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民族危亡使他和一些同学不能安心于课堂读书，只得中途辍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为了隐蔽自己的活动，他到本溪煤铁公司当了几个月的小职员（会计），虽然日薪只有6角钱，但却是他最初了解企业，了解社会的窗口。
青年时代的杨坚白思想活跃，异常勤奋，涉猎了大量左翼文学，对社会科学兴趣广泛。本来他最喜爱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他不得不放弃理工改学文科。由于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有学日语的条件，为了求知，他刻苦攻读日语，还自修了俄语。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今沈阳）党的特委，在那里专门从事党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开运动会，当时的中共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毅在会场上散发传单，被日本巡警当场逮捕。陈经不起敌人的拷打逼问，供出本溪党组织，出卖了孙已泰、徐殿孕和杨坚白3人。敌人马上逮捕了孙、徐2人。因杨坚白自己调往奉天特委工作，敌人从他与家人的通信中发现线索，通过奉天日本领事馆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诉后，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狱时，他被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进看守所，同杨坚白住在一起。后来，杨一辰、杨坚白、孙已泰等人又被转入奉天检察厅看守所。杨一辰同志参加革命早，阅历深，经验丰富，同监难友们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老大哥。因此，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他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革命斗志。一次，杨坚白因被敌人用刑，身体极度虚弱，伤口严重感染化浓。放风时，杨一辰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统治阶级，设置监牢。囚吾志士，肆彼横暴。但吾志士，忠贞在抱。心为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杨坚白读后，倍受感动和鼓舞，当即将这首诗在难友中传阅，他还和杨一辰等人一起高声唱《国际歌》，并把这些歌词写在监号的墙上。
他们身陷囹圄，仍不忘团结、教育、宣传群众。伪奉天监狱的看守，大多是城市贫民、乡村农民出身，生活困苦，为谋生他们不得已才干上看守职业的，杨坚白想，这些看守和国民党、日本人的狱卒不同，不是死心蹋地的死硬派，完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为共产党做事。于是，杨坚白、杨一辰、孙已泰经常和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还替他们写家信，写请假条，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刑事犯人写诉状，监狱医务所医官王常泰等人，就是通过他们的教育影响，由党的同情者逐渐成为党的支持者、拥护者的。后来，成为狱中党员和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联络人，经常为他们传递信件、消息和学习材料，为狱中党员外出买书，买《盛京时报》看。监狱本来有个专门对这些“政治犯”进行教诲的-，叫宋大公，有趣的是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后来为杨一辰的出狱帮了大忙。在杨一辰直接领导下，杨坚白、孙已泰还在狱中参加了查叛徒、查党团组织受破坏经过的斗争。
他们把监狱的医务所变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利用这个阵地，常以随诊为名，趁机与党组织沟通信息，宣传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形势。难友们还借口看病来这里聚会或商谈要事。如果有哪个难友太累了，也可以到这里“住院”和“休养。”医务所的几个医官在他们影响下，也都成了他们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帮这些“政治犯”收藏进步书藉，一起谈政治。讲革命，骂日本鬼子和汉奸。
在监狱里，他们坚持雷打不动的学习活动。经常学习讨论看守捎给他们的党内信件等材料，还读了《列宁文集》、《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民快览》等进步书刊，甚至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翻译作品以及鲁迅、茅盾的杂文和小说。中共的《八一宣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等消息，都是他们从这些报刊杂志中读到的，进步青年温建平，就是受了杨坚白狱中的教育和影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6年春，敌人加紧对狱中共产党员的摧残和-。杨一辰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讯，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组织，特意把自己眼睛弄坏，看不见东西，被送到医务所抢救治疗。他和杨坚白、孙已泰商量，最近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紧张，如果外面组织被破坏了，不仅我们要作无意义的牺牲，还要牵连好多人，不如向外面党组织说明情况，主动要求断绝联系。3人同意了这个意见，又起草了秘密信发出，从此，他们便忍痛与外边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杨一辰当时激动地和他俩说“只要我们有决心革命，出狱后一定能找到党。”
1938年6月，在监狱中饱受磨难的杨坚白出狱了，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辗转东北、北平都找不到组织关系，便由上海路经香港、广州去了武汉，因战况紧急，他由澳门、中山，向西北方向的梧州、柳州进发。
行至肇庆，所带的钱已花光，他只好找到难民收容所，取得难民资格，领得难民证。至此，他以难民身份流浪到广西的梧州、柳州，再沿西南公路靠一路行乞，徒步跋涉， 1938年除夕流浪至重庆。找到东北救亡总会，被接受到会内工作。最初，他担任《-》杂志，后又担任服务队（即宣传队）长。不久，他们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的书，讨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讲座形式培训青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组织里工作和生活，等于上了一次党校。”
为了北上抗日，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东北的一批青年，包括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他任副队长，陈甫子任队长。两个人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1940年初，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洛阳，当时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不久，蒋介石下令解散了这个宣传队，杨坚白北上抗日的理想未能实现。
但在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协会晋豫办事处，杨坚白参加这项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经济战线。几个月后，他受孟用潜派遣，几经周折去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根据地后，先后担任过科长、厂长等职，还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这期间，他积累了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从敌伪方面接收了一些工厂、矿山，需要会计、统计知识。他及时总结、研究了工业管理经验，编写了大量讲义，培训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干部。还撰写了《实用工业会计和成本计算》、《实用统计方法》两本书，被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其中《实用统计方法》一书还两次由东北新华书店再版，在全国发行。
1948年，党组织把杨坚白派回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侧重于农村政策研究。除草拟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1950年11月—1954年秋，杨坚白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局长等职。由于国内当时还没有一套适合本国特点的统计学专著，他及时总结统计学的基本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写作出版了《统计理论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统计学家斯梅霍夫、经济学家基里迪舍夫的《统计和计划》、《怎样研究经济现象动态》两本书。
在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主持了东北地区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这项工作是1951年顾卓新（时任东北计划委员会主任）倡议的，计算的方案由苏联统计专家帮助设计，再结合中国实际修改、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收入计算的开端。1954年，杨坚白调到国家统计局，负责主管全国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杨坚白是国内国民经济统计和综合平衡工作的首创者。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爱好，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竟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业。1956年，他离开国家统计局，调到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工作。为了提供编制计划的参考，他主持撰写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一书。因当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又研究了波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58年10月，应孙冶方之约，杨坚白到中国经济研究所专门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63年，他的一篇论生产价格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大批判。1976年10月，杨坚白逐步恢复了研究工作。
2004年6月27日，杨坚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