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永先，1950年12月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义盛镇一户农民家庭。他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为人忠厚老实，乐于助人。
1968年3月的一天，傅永先穿上军装，登上了开往绿色军营的火车，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回首家乡，他在心底里动情的呼唤着“放心吧，乡亲们，我不会给家乡人民丢脸的……。”
入伍后，从战士、班长、副连长、到连长，傅永先在部队一干就是17年。他热爱部队、工作踏实，先后八次立功受奖。他当班长时，班是先进班，当排长时，排荣立集体二等功，当连长时，连又是先进连队。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指挥组织能力，他在全团连级干部中都是拔尖的。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组织调整，都与他擦肩而过，他仍在原地踏步。当领导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却平静地说“请领导放心，只要有工作干就行，计较个人职务高低，那还算啥党员！”
傅永先自1976年任连职干部以来一干就是十年，他是全团资历最老的连长，但他从不倚老卖老。在连队，他和比他入伍晚的指导员亲密团结，相互配合，相处的十分融洽；对后来居上的同志更是真诚尊重，热情支持。当比他晚五年入伍的新任营长庞士勇到傅永先所在的七连熟悉情况时，曾心存疑虑，不料傅永先却真诚地对他说“营长，我军龄是比您长，但这不是资本，该批评的，您尽管批评”。一番话像温馨的春风驱散了庞士勇心头的疑云。他后来深情地回忆说“傅永先同志处处支持我的工作，维护我的威信，具有宽广无私的胸怀，他那不计名利地位，甘做人梯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傅永先妻子多病，父亲长年卧床不起。他入伍后，一场火灾，几乎把家产烧光。他每月的工资要负担六口之家的生活，但他从没向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也没有因此影响工作。1983年上半年，组织上补助给傅永先50元，他却悄悄把钱送给了生病住院的二排长董元。
傅永先对自己要求近乎吝啬，但对战士却满怀兄长之情。工作之余，他不是和战士们一起娱乐，就是找人拉家常，满腔热情地帮助战士们，赢得了战士们广泛的信任和尊敬。1984年春节，是傅永先妻子随军后的第一个新年，妻子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他回去团聚。但是新年过去了，他却没有回家，他是在连队过的新年。他和战士们一起开文艺晚会，一起守岁，一起欢笑，消除了战士们的思乡之情，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解放军这个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傅永先和妻子孩子近在咫尺，却各守一方。
1985年2月，南疆保卫战即将打响。7日傍晚，月光若隐若现，在一条狭窄闷湿的坑道里作为云南边防部队某团七连连长的傅永先，和连指导员管建国在倾心交谈。
傅永先望着指导员那张年轻的脸平静地说“该写份遗书了。”指导员笑了“没这个必要吧，你想的太多了。”但傅永先却挺认真地说“……战争是残酷的，作为一名军人，思想上应该有献身的准备。”
他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指导员，如果我真的‘光荣’了，请你转告我的妻子，求他把孩子抚养成人。并让她们知道，爸爸是为保卫祖国而离开她们的，并请告诉两个孩子，爸爸给他们的父爱太少了，爸爸对不起她们。”
“……至于我的抚恤金，我想分为三份一份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一份留给我的爱人，作为我对她十几年来爱的补偿，另一份给爸爸妈妈，作为我最后一次报答老人家的养育之恩。”
“另外，还请你告诉我妻子，请她不要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因为我是在战场上牺牲的，索性就让我更‘光荣’一些吧。”
这番话，是多么的情真意切啊！任何人听了这话都不免会为之动容。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对子女，他爱的多么真挚、深沉。
想不到，这番话竟真得成了傅永生的遗言。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傅永生所在连队阵地突遭敌军疯狂炮击，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在头顶上掠过，阵地上一片火海，熊熊的大火包围了阵地弹药所，弹药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傅永先立即带领战士们冲出防炮洞抢救弹药。这时，越军的炮火越来越密集，傅永先急忙招呼战士们进隐蔽所防炮。当他转身正准备进洞隐蔽时，突然发现六班战士江云发还在洞外，迅即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将江云发猛地推进防炮洞内，并即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洞口。几乎就在同一刹那，一发炮弹在傅永先背后0，他眼前一黑，扑倒在地上，鲜血顿时浸湿了他的衣服。当战士们七手八脚要把他往团救护所送时，他却强行微睁开双眼吃力地说“我不能走，这里是我的指挥位置。”说完又昏了过去。战士们围在自己敬爱的连长身边，哭喊着“连长，连长，你醒醒啊！”但是他始终没有醒过来。
傍晚，当硝烟散尽，太阳下山时，傅永先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士们，走完了他那35年的人生道路。
连长的牺牲，激起了战士们的满腔愤怒，七连74名战士立即组成了为连长报仇的“0班”。第三天凌晨，“0班”的战士们一鼓作气夺回了被敌军侵占的高地。
“只讲奉献，不图回报”是傅永先人生的最高宗旨。他的一言一行无不渗透着一名革命军人的高尚情操，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他在部队服役17年，为部队建设呕心沥血17年，作出了许多常人做不到的牺牲。但他却无怨无悔。傅永生的一生正如邓小平签发的-“授予傅永先同志‘勇于献身的好连长’的荣誉称号的命令”中所说的那样，他“不仅在生死关头能舍己救人，平时也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好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