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光，1908年出生于湖北省新洲县肖家桥附近张北南村。其父亲是乡间塾师，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张谦光小时候随父母离乡背井流落武汉，父亲在口工人子弟学校任教，由于操劳过度，贫病交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迫于生计，母亲遂回娘家与其胞弟一起务农为生。
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求学，张谦光只身留在汉口。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他考进了一所半工半读的中学。为了不至中途辍学，他课余就在校内揽些杂活干，节假日还要到校外去搞搬运。熬到中学毕业，他考入私立中华大学教育系，依然靠半工半读以维持生活和学业。
1929年春，张谦光大学毕业。但这位富有知识却穷于钱财的张谦光，依然-浪迹江湖——在襄樊一家商店当过小伙计，在武昌建筑工地搬运过砖瓦，在汉口打包厂扛过棉花包，还打扫过江岸码头的石阶……
这年夏天，张谦光考入国民党湖北省教育厅办的暑期教职员训练班，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梅雪馥。秋季，训练班结业后，他和梅雪馥被分配到宜昌。他任湖北省立民众教育馆讲演员兼湖北省立第二小学教员。1934年，张谦光调到大冶县政府任督学。1936年，又调任应城县政府督学。在任督学的四年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风貌，每到一地，总是勤奋工作，不摆官架子，因而，他深为教育界下层人士敬重和热爱。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践踏，张谦光对此激愤不已。为了表示对日军的痛恨和对中华大好河山的热爱，他给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取名“挽芦”(挽救卢沟桥)——以示他救亡图存的决心。
1937年底，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建设厅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李范一共同议定在应城县汤池开办一个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开展爱国救亡活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陶铸受党的派遣主持汤池训练班的领导工作。1938年春，训练班第三期开学不久，国民党当局便派当时身为应城县政府督学的张谦光到训练班“旁听”，其实，是为了监视训练班的活动。但“旁听”之后他对训练班的认识和态度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更是钦佩不已。他恨自己盲人瞎马似地混了这么多年，庆幸自己获得这次“旁听”的机会，进而确定了今后应走的道路。
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他悄悄地找到陶铸，讲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和盘托出他来汤池的背景和特殊使命。他深有感触地谈了来到训练班后感情上的变化和思想觉悟的提高，表明自己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陶铸衷心地感谢他讲明真实情况的诚意，高度赞扬了他的转变，热情欢迎他参加革命。张谦光受到很大的鼓舞，殷切地期望陶铸给他布置任务，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他的转变。陶铸根据他的情况和当时客观形势，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希望他今后多作些宣传发动工作。
第三期训练班结业后，张谦光回到县城，他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汇报说训练班没有什么问题，一面鼓励青年学生到汤池去学习。同时，他还凭借督学的身份，亲自串连进步教师，筹建抗日宣传队。在他的带动下，宣传队很快组成了。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宣传队内，张谦光常向队员们讲他在汤池训练班所见所闻和感受，还向队员们传授宣传的方法，扩大了党的影响，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1938年10月，应城沦陷，国民党县政府仓皇搬进深山。张谦光和他们分道扬镳，公开投进共产党的怀抱。中共党组织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树立群众的抗日信心，决心一面迅速展开武装斗争，一面派干部到基层发展党的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陶铸按党的指示，在京山、应城边界组织了京山抗日自卫队和应城抗日游击队。张谦光任京山县政府政治指导员，到京山县丁家冲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年底，经沈德纯介绍，张谦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组织上考虑张谦光在应城各界人士中有较好的关系，调他任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陶铸指示张谦光、徐觉非、苏化龙等人，深入到应城的沈铺、杨家河、长江埠等地开展工作。张谦光到沈铺后，秘密寄居在进步教师田泽民家中。他带着工作队，深入到湖头汊尾发动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一批乡、村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应城县第一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光担任区长。
为了加强县级政权的建设，1939年秋，张谦光调任应城县政府民政科长，后任县政府秘书并代理县长。
1940年春，中共应城县委成立，张谦光当选为县委委员，并任政权部部长。他在团结各界人士联合抗战，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0月，日伪联合发动对应城湖区的“扫荡”，县委决定以进攻打破敌人的“扫荡”。第一次进攻战，因缺乏经验，准备不周，未能煞住敌人的嚣张气焰。伪军头目吕华奎依靠日军势力，依然四出袭击中共领导下的区、乡抗日政权。为了消除这个大患，张谦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侦察敌情。10月底，获悉黄家滩据点内的日军调至正面战场作战，敌伪据点仅剩吕华奎部，县委决定立即抓住这个战机，向敌人发动第二次进攻。11月5日，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兵分三路，于凌晨一点向黄家滩据点发起攻击。张谦光率领二中队一个排和矿工分队为一路投入战斗。仗打得很激烈，敌人伤亡惨重，节节败退。由于敌人从县城派来了大批援军，张谦光率部相机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虽然没全歼敌人，但是给敌人以重创，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出来肆意妄为了，日伪勾结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和政权的阴谋破产了。应城抗日民主政权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新发展，张谦光也在战火中提高了领导武装斗争的本领。
1941年3月，中共应城县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张谦光当选为县委书记，后又兼任县长职务。这以后的年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益频繁，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勾结对抗日军民的夹击也愈演愈烈。在这艰难困苦、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肩负重任的张谦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搞好工作。
1941年冬，应城地方抗日武装和日军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那天正值农历除夕，县委召集区级以上的干部在葛峰岗湖里的小岛上开会，欢迎战友们脱离虎口归来。由于对敌人估计不足，没有及时转移驻地。次日拂晓，小岛突然被敌包围。张谦光临危不惧，沉着指挥突围战斗。同志们劝他先走，他坚决不同意，并亲自在前沿阵地指挥阻击妄图登陆的敌人。经过一场激战，我方虽有牺牲，但是开会的干部和获释归来的人员安全脱险了。
1944年8月，张谦光受命担任襄北专员。1945年3月，调任鄂中专员，后又担任襄北地委书记。领导了襄北地区进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斗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大军，杀气腾腾地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留下少数人坚持原地斗争，大部队突围转移。张谦光主动请示留下坚持和敌人周旋。
9月，张谦光率领鄂中留守人员转移到鄂西北武当山地区。在武当山区党委领导下，成立鄂西北军分区，张谦光被任命为兴山地委书记兼第二军分区政委。
年底，国民党军继续向西追击解放军，鄂西北形势严重恶化。张谦光等带领着留守部队江汉军区第三团转移到房县、兴山一带，昼夜不息地与敌周旋，并伺机打击敌人。一次，在兴山县大、小螺山地区，他们一举歼灭敌鄂西保安团两个连。
1947年1月下旬，当张谦光率部再次迂回到兴山大、小螺山一带时，不料与敌六十六军两个团和敌七十五军一个团遭遇，激战三昼夜。22日，正值农历除夕，一场罕见的大雾把大、小螺山遮掩得严严实实。张谦光所部凭借大雾掩护，突出了重围，经巴东县平阳镇撤到小龙。战斗部队和司令部分别驻在一道山沟两边的丛林中。中午时分，大雾渐散，敌人发觉张谦光所部突围的去向，便向小龙蜂拥而来。张谦光和司令员邹毕兆、政治部主任吴仁芳等研究决定，将司令部撤至沟东与作战部队合拢。当通讯战士刚刚把电台拆收完毕，敌人已从山上压下来了。张谦光等与作战部队会合已不可能了，只好带着身边几名通讯、侦察战士，避开敌人朝另一座山撤退。
山高林密，冰天雪地，加之敌人重兵-了隘口，突围已不可能了。他们凭着高山险峰，在冰天雪地里兜圈子，设法向-围找部队。夜幕拉开后，张谦光等架起电台，向鄂西北军区党委报告说我们在小龙遭敌包围，大部队与敌激战后撤出，我们几个人正在设法突围。军区党委指示他们向宜昌或四川方向转移。
次日新春佳节，他们向龙门河方向转移。时至中午，前锋战士突然发现，山隘口已被敌人-，他们只好隐蔽。下午，敌人开始搜山，他们眼看敌人一步步地逼近了，已经无路可退。张谦光鼓励大家说危急关头已到眼前，这是对我们最严峻的考验。是英雄、是狗熊就在这个时刻看!接着他们用电台向军区报告说“我们四周都是敌人，并向我们逼近，突围已经无法。这是我们最后的电报。”说完后就砸毁了电台，准备与敌人作最后的拚搏。
当敌人搜到山腰时，夜幕降临了。张谦光等隐藏在茅草丛中，一队敌人从他们附近蠕动过去，他们趁黑夜又一次钻出重围。他们夜行晓宿，靠野兽出没的山洞栖身，虽然暂时躲过了敌人，但是逃不过饥寒的威胁，每人每天只能靠几十粒玉米来充饥。
2月6日是元宵节，他们在山上碰到了一位山民，在他的引导下，张谦光一行过了龙门河，来到了天子坟。不料却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敌军冲散了，幸好第二天他们又重新聚合，可惜的是向导不见了。
饥寒交迫，伤病交加，几个人都已体虚力弱，张谦光老病复发，行动更难。敌人又围上来了，政治部主任吴仁芳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几个战士也先后失散。2月下旬，张谦光等转移到兴山县北部平水河一带时，只剩五个人了。
2月25日，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张谦光和幸存人员来到平水河南边的山上，他们感到这样在山上盲目转悠不行，即使不被敌人发现，也会饿死、冻死，更谈不上找大部队了，如能找个向导就好了。正在这时，发现了一个过路的山民。他们欣喜不已地请他带路。那山民说，路是熟的。但现在走不出去，到处都是敌军，满山遍野地搜查。不如先到他家暂避一下，然后再设法到宜昌。这正与张谦光等人想到一块了，也符合军区关于突围的指示。
26日，张谦光、邹毕兆等人在这个向导的引导下，转移到平水河南边的后沟，忽然向导不见了，正当大家惊异时，迎面响了两枪——他们发现上了敌人的当。走在前面的张谦光身中两弹倒在草丛中，不幸被俘。身受重伤的张谦光被敌人押到平水河边，他挣扎着，面对枪林刀丛破口大骂。敌人摘下他身上惟一值钱的一块怀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英勇的儿子张谦光，就这样牺牲在平水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