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南(1550—1623),字会甫,号曙谷,崇仁二都石庄(今石庄乡石庄村)人。历任浙江主考官、东宫直讲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为明代后期的名宦。
吴道南大器晚成。万历十七年中进士第二名,是时他已39岁,首任职务为编修。万历二十二年参与主试顺天。二十五年,直皇太子讲读。三十一年,以左右中充兼编修之职直日待讲。三十三年以左右谕德合为左右庶子,三十七年主试京省,严肃处理了以宦官养子入监,贿赂考官,登第四人的郑汝矿作弊事件。同年,合为少詹事兼为翰林院侍读学士,进左中允,左谕德,少詹事等。万历三十七年,擢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他受权全面处理礼部日常事务,综览时局,忧国忧民,曾先后多次奏请罢除诸税,召还内蔬,账济灾民,减轻百姓负担,还上疏奏请追被害忠臣。万历年间,京师久旱不雨,黎民饥饿嚎哭,他甚为焦急,忧虑反复,直言陈述时弊,请示改革时政,整饬朝纲。他在奏疏中指出五个方面的“郁积”一是,太子久住深宫,既不听经世济邦之理,又不勤于练习政务之能,使聪明智慧有失天下之本。二是,-不力,无人审案议罪,监狱人满,有进无出,愁愤之气甚重。三是,权党制造冤案,陷害忠良,象满朝荐,六孔时等时称循吏,一关几年,不予纠正,正义得不到伸张。四是,朝廷宫内,积蓄如山,而平民百姓无半载之粮,饥难忍,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任其死亡。逃荒,民不安生。五是,不少有用官员被废弃,一斥不用,终老山林,损失很大。他认为把这个涉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官官民民的几个方面的“郁积”予以解除,雨露遍天下,国家就会振兴。吴道南指出的这些现象,在万历中期是确实存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万历皇帝朱翌钧,闭居深宫,寻欢作乐,不问朝政,特别是万历十七年以后,既不上朝,也不处理国家大事。大量奏疏,长期积压,史为“留中”,实则弃之不问,皇帝内部和官僚之间斗争不断加剧,许多大臣、正义之士,或辞官去职,或“佛然而去”,或挂印而归,或拜疏自离。政治一片混乱七八糟,陷于瘫痪境地。因此,当时,吴道南的侃侃疏言,耿耿公禀,被神宗置之不理也就是自然的了!
吴道南重理朝政的奏疏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采纳,但他为国为民的心却坚持不懈。《明史》称他“遇事有操执,明达政体”,不为一时的变易所动,不被一时的气色所蔽,亮节有守,妥善有度,处事适宜。万历年间,朝鲜贡使返国前,要求购买一批 ,吴道南执言奏请不予批准,被延议采纳。辽东议定举行考试,择优良录仕,吴道南又以边防要地,重在习武练兵,责在严于守土,开科试士应由国家统一举办。这些建议均得到采纳。
万历三十八年(1610),皇帝将吴道南升职为礼部尚书,他先后三次以守父丧为由上 书辞谢,未获恩准,始赴任。一路上,吴道南择车简从,不事铺张,迎送礼仪皆免,所往之处,无人知其为台阁铺臣。“居官自有操守,铺政不为诡随”。且为人秉性善良,广交良友。常和芝麻九品、布衣平民乐天谈笑世间事,促膝共叙俚俗情。
万历四十一年,吴道南与方从哲同时出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入辅臣之列。按以往成规惯例,廷臣受官,应先面谢皇帝而后到任就职。由于神宗二十多年不视朝问政,对受官的廷臣也不见面。吴道南则坚持不先面谢,立即到任述职。方从哲告诉他,神宗已令先到任视事,他专门上疏致谢后方入朝视事。可见,吴道南对于封建礼秩的奠定是严于律己的。他入廷辅政后十多天,均不见神宗,仅下瑞王婚礼一疏。廷臣纷纷要求神宗皇帝视朝见臣,听取对国事的陈述,奏请精简大僚,举遗佚之事,撤回税使,补增言官等,均一疏百了,石沉海底,更无法推行,付诸实施。吴道南多次要求面君,均无法相见,直至梃击案发,廷臣纷纷争骤起,神宗才召见群臣于慈宁宫,吴道南方得面谢。自此以后,他辅政期间,再也没有望见神宗。但时人称吴道南“辅大政不为诡随,颇有时望”,却是极为公正的。织造中官刘成死后,遣其相知吕贵护送返乡安葬,吕贵则唆使属下人员出面,要求将他留下继续监督织造事,神宗得知予以同意,并命起草诏书下达。吴道南同方从哲一道力争,上疏建请制止。鄱阳湖历来不征商税,朝廷派出的税使,却在湖口设关征税。吴道南又上疏奏明,鄱阳湖滨四周,船无停泊的港口,运输风险大,船只经常覆没,如另设关征税,必定使水运阻塞,故以罢关勿征为上。万历四十四年,吴道南偕同礼部尚书齐楚先,主持会试。副都御史沈秀文之子、吴江举人深同和,目不知书,通过贿赂礼部官吏和收买同乡赵鸣阳,“以带细册入闱”“同邑赵鸣阳助完之”的办法,共同作弊,结果深同和得第一名,赵明阳得第六名进士。金榜公布以后,“京都大哗”,春闱之地一片喧嚷。吴道南当即奏请将深同和下贬谪戍戊,赵鸣阳亦除名,使不法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理。
吴道南对科场作弊,历来从严处理,决不手软。在他任礼部右侍郎时,曾对汤宾君的科场作弊进行了及时的处理。深同和作弊被处理以后,卸史李嵩、周师旦即连章弹劾吴道南,给事中刘文炳相继上疏激烈攻论。吴道南疏辩乞休,疏中对文炳有较多的挟击,于是,刘文炳更加激烈地抵毁吴道南,御史张至发也上疏为刘文炳助威,甚至肆口谩骂。吴道南自责“臣辱国已甚,请立罢黜”。神宗对吴道南颇为爱重,不仅没有按弹劾者所言,而是令刘文炳外任,并夺李嵩等六个月的俸禄。御史韩浚、朱渭又相继上疏为刘文炳伸张,再次诋毁吴道南。吴道南益加求去归里,杜门不出。第二年上疏二十七条,作为告别朝廷奏。神宗阅疏,仍予勉留,不许致仕。适逢吴道南继母死,准其速归,并赐道里费,遣人护送回乡。天启元年,熹宗朱由校“以覃恩即家”,进太子太保。
吴道南中年入仕,在朝廷为官二十余年,清廉淡泊,不阿附权贵,不谋私情,他平易近人,从不因高官显爵而盛气凌人。他任东阁大学士时,行装简仆,不仅没有过高过分的要求,即使按规定应有的供给、护从等,均一律拒绝。据《崇仁县志》记载,他官至皇帝的辅臣,而他的家产却不及一般中等人家。他虽长期从政为官,在学业上也有成就。
光宗继位后,推恩加禄秩,望其再度挂印辅政。吴道南不幸病重,乃带病作《大政议》二十条,成为其绝笔。遗著有《吴文恪公集》十卷,《河渠志》、《巴山草》、《曙谷集》、《日讲录》、《奏议》、《语录》等;编有《秘岌新书》十三卷、《别集》三卷,均存目于《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
吴道南于天启年卒于家中,时年七十四岁,荫子四,赐祭十二坛,赠少保,谥文恪,从祀乡贤祠。
吴道南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有涉他的正文轶事,民间皆诵为佳话,与世流芳。今崇仁县城“道南路”即为纪念他而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