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岳，原名王守谟，1896年3月20日生于重庆市綦江县隆盛乡石梁村柏杨湾。父王国柄，母杨氏，家有薄产。兄弟姐妹5人，王奇岳行二。他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古书，少年时擅长古文诗赋。辛亥革命后，王奇岳先后赴綦江县城和重庆读书。他在县城高小学校和重庆求精学校读书时，爱好广泛，各课成绩优秀，深受老师好评。
1919年初，王奇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后备学校。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王奇岳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逐渐树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观念。为了反对巴黎和会，他参加了预备学校学生到重庆卫戊司令部-的斗争，投入-的运动。1920年下半年，王奇岳与100多名同学一道经上海乘轮西驶，历时1个多月抵法国巴黎，进入蒙达维公学学习，并在蒙达维一家橡胶厂作工。1921年上半年，王奇岳曾参加勤工俭学学生1000多人包围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争生存权、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同年7至8月，他又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华工及各界侨胞成功地反对中国政府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向法国秘密借款的斗争。通过斗争实践，王奇岳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认识。
在法国期间，王奇岳在周恩来等的影响下，阅读进步报刊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王奇岳已成为橡胶厂制作胶鞋的一名熟练工人。下半年，王奇岳经组织安排，从巴黎转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随即被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破孩、-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区的中共党组织需要进行清理整顿和加强领导。在此形势下，这年下半年，王奇岳奉派回国，开展党的工作。
王奇岳回国后，初在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党中央迁往上海，他留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1928年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1928年秋，经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曹壮飞夫妇介绍，已到上海党中央接受新工作的王奇岳认识了从事地下斗争的李盛莲。接着，党中央分配王奇岳与李盛莲去天津中共顺直省委进行地下斗争。1929年春，王奇岳担任了顺直省委秘书长。为了工作方便，组织上安排王奇岳与李盛莲结婚。随后李盛莲除了做家务事外，从事的革命工作是应付邻居和周围环境；在省委领导人接头和开会时，放哨、观察敌情；必要时用药水抄写党内重要材料；担任交通送信等。
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亦存在“左”的倾向，致使一些党组织暴露，遭受敌人破坏。由于王奇岳平时为人谨慎，考虑工作周密，警惕性高，所以在他担任省委秘书长后，省委工作的保密程度有了大的提高。由于他平时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他临变特别镇定自若，对敌斗争也十分机智勇敢。有一次，他去一个联络点接头时，突然被敌人围住，一起被捕的有党员，也有一些其他嫌疑人员。他们被押到敌人-督察处听候审讯时，王奇岳趁被捕人群混杂之际，十分机智地把身穿的长袍马褂迅速脱下来，与一个卖油的小贩换了衣服。当敌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押去审讯时，他在敌人面前态度很从容地自称是卖油的。敌人问︰“你既是卖油的，为什么跑到共产党机关里去了?”他佯装不知情并且语气很老实地答道︰“我是去要账的呀!”敌人恶狠狠地反复逼问多次，他始终一口咬定是去收账的。敌人见他的穿戴确实像一个卖油的小贩，看不出半点破绽，于是对他训斥一顿，便把他放了。他出来后，穿过大街小巷，见无人跟踪，才返家迅速布置有关人员转移隐蔽，以减少损失。
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市委遭到很大破坏。原因是两个省委委员王藻文、李德贵叛变，省委派秘书兼除奸队长郭宗鉴将王、李二人处死，当时人们称此事为“首善里事件”，轰动了天津。王藻文之妻张健生闻讯后立即叛变，凶狠地带着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加上省委交通员陈涤云在街上被捕叛变，供出设在法租界的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收发室地址及一些共产党员的下落。敌人进行大肆搜捕，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
除省委发行和保管文件的刘秀峰(化名李子芳)及秘书长王奇岳(化名叶玉文)、省委书记卢福坦(化名韩振明)先后去收发室时被敌人逮捕外，省委的詹大权、郭宗鉴等及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化名傅茂公)、市委委员金城(化名靳子涛)等也先后在各处被捕。省、市委共被捕23人(包括陈涤云在内)。
王奇岳及刘秀峰、卢福坦被法租界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关押，其他各处被捕的人也关押在公安局内。敌人对这些被捕的人进行严刑逼供。当王奇岳受审时，他自称叫叶玉文，刚从上海到天津来投考南开大学，途中临时结识一个朋友，介绍来此处(指收发室)找一个暂住的地方，与此处的人毫无关系。时陈涤云已供认王奇岳是省委秘书长，王奇岳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认识陈，是陈乱供害人。叛徒陈涤云当面指认，王奇岳仍坚决否认。因此，敌人对王奇岳反复施以酷刑，王奇岳几次昏死过去。敌人见王奇岳坚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省委秘书长，加上王奇岳到天津工作不久，一切行动非常隐密，与陈涤云很少接触，陈涤云不知道王奇岳的住址和家庭情况，也提不出其他证据。所以，敌人只好把王奇岳作为嫌疑犯处理。
一个月后，王奇岳等22人被移交给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审理。王奇岳、郭宗鉴、彭真、金城等人聘请了由中共顺直省委暗中安排的地下党员律师和思想进步的律师作辩护人，利用敌人法庭作战场，充分揭露了敌人非法逮捕无辜群众，野蛮凶残地施以毒刑硬逼口供等罪行，激起了旁听席上正义的新闻记者和开明人士的愤慨。天津分院唯恐事态扩大，立即把王奇岳等23人(包括陈涤云在内)送往河北第三监狱(在天津市)前所(前所是拘留所，后所是正式监狱)关押。
前所牢房内外臭气熏天，“犯人”们吃的是发了霉的小米饭，如不改善这种十分恶劣的条件，体质差的人不用很久就会死在这里。所以，王奇岳等人进所不久，与彭真、郭宗鉴等几人即代表全体被拘留人员，以人道主义等理由，向监狱当局开展斗争，再三提出 ，要求改善环境卫生和生活条件。同时王奇岳等人向那些普通犯人揭露国民党 派的罪行，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教育了一些人。天津分院深怕普通犯人受共产党的影响，乃指使监狱当局将王奇岳等23人转移到后所关押。
王奇岳等23人到了后所，受到了更加残酷的破孩。
王奇岳去省委机关收发室被捕那天，李盛莲在家等候他回来吃晚饭，一直未见人，晚上省委组织部沉部长来王奇岳、李盛莲家也等候到深夜，未见到人离去。次日始知出了事，王已被捕入狱，李盛莲此时心中十分难过，并随即作了最坏的打算。不久，她被党组织调去“济难会”作营救王奇岳的工作，以家属闻讯从外地赶来天津的名义，按照监狱规定，每两周去探视一次，打听有关王奇岳的消息，收集了解监狱中的情况，并送去一些法文书刊和当地报纸，以及一些吃用的东西。监狱看守人员不懂外文，只听说是外国小说，就未细查，哪知其中多数是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后来王奇岳等人利用这个条件，在开展狱-争中，常用法语和俄语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看守人员听不懂，但是怕这些政治犯不轨，就叫喊︰“犯人是中国人只准说国语，不准说外国语!”企图以此限制他们的活动。
1929年下半年，第三监狱被关的程秉义等3人在敌人百般摧残之下死去。王奇岳等共产党员以极大的愤慨，发动大家开展“反-、争生存”的斗争。开始因许多共产党员互不认识，后由彭真、郭宗鉴、詹大权、王奇岳等人进行秘密串连，摸清了许多政治犯的案情和表现，随即准备组织越狱。由于有所暴露，敌人发生怀疑，加强了戒备，因此取消了越狱计划。
共青团干部左正南被敌人活活折磨死后，彭真、王奇岳等共产党员怒火填鹰，立即发动政治犯揭露和控诉敌人的残酷罪行。在狱外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下，把监狱里的黑暗内幕在报纸上公开披露，顷刻间传为重要新闻，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谴责。国民党 当局为了欺骗舆论，掩盖事实-，防止事态扩大，被迫将一个“狱头”交法院判处了死刑。
1929年冬，敌人害怕“政治犯”进行斗争，会引起刑事犯人“闹事”，乃另建了一座新监房，把120多名政治犯集中关在新监房里，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孩。
为了进一步开展“反-、争生存”的斗争，经过秘密串连酝酿，政治犯中建立起了秘密共产党支部，支部书记为彭真，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王奇岳、卢福坦。从此，王奇岳以共产党支部为核心，团结大多数政治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狱中斗争。
1930年春，天津津分院分别判处王奇岳等23人徒刑，王奇岳等12人被指控为共产党嫌疑犯，并被判11个月的有期徒刑。
当时，经秘密共产党支部决定，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等利用法院提审的机会，在候审室和法庭上，利用有新闻记者和旁听者在场的机会，一再对敌人滥捕、滥押、滥用肉刑，以及狱中残酷破孩等黑暗、野蛮不人道的罪行进行充分控诉和揭露，以此向敌人开展斗争，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这时，各处工农红军和红色苏区发展较快，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天津是阎锡山的后方，为了巩固其后方的统治，他加紧了对革命者的防范和镇压。
秘密共产党支部分析了当时形势、监狱环境特点和政治犯内部情况、以及敌人内部的-、争权夺利、贪赃枉法等情况后，认为政治犯在狱中不仅必须坚持斗争，而且有取得胜利的可能。彭真、王奇岳、郭宗鉴等共同研究决定了进行狱中斗争的策略，在国民党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狱-争与获取狱外支援相结合的方针；采取先易后难，先分散后集中进行斗争的步骤；方法上是先提质问、 ，如无效，再推举代表去交涉，当监狱当局查监时，对之包围说理，如仍无效，则实施斗争的最高形式——-，以此取得“反-、争生存”斗争的胜利。
研究决定，以支部书记彭真和支部委员王奇岳、郭宗鉴等为核心，利用“放风”和其他场合，秘密串连，征求意见和宣传动员，在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上统一了认识，提高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当时，监狱内共有四个号甬(即四大片)，决定由彭真、王奇岳、郭宗鉴、詹大权各领导一个，每个号甬负责三间监房，以每间监房为战斗单位，由支委指定一名党员骨干负责本监房的斗争，上下密切联系，并确定了各号甬和监房领导斗争的候补人员名单，一旦谁被隔离，与支部失去联系时，由候补人员及时自动补充上去，继续领导斗争。
建立了严密的组织领导后，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等便拟定了“反-、争生存”的斗争计划，密报中共顺直省委批准，于1930年5月30日以书面形式向监狱当局提出了八条要求，即改善生活；去掉脚镣；白天开放牢门；准许购买和阅读公开发行的书、报、杂志；增加家属探监次数并延长会见时间；延长“放风”和运动体格的时间等代表“政治犯”普遍利益的要求。为了给敌人施加压力，除狱中直接进行斗争外，还感化和买通了同情“政治犯”的看守人员或利用“政治犯”家属探监的机会，寄出密写材料，交由顺直省委投稿到报社，控诉、揭露狱中-“政治犯”的罪行，报道“政治犯”被迫提出合法合理要求的各条内容及反抗斗争情况等，呼吁社会舆论支持。
当八条要求被敌人拒绝后，彭真、王奇岳等即部署进行-斗争，要求大家多储食盐、咸菜和白开水，待-开始，只要静卧，多饮加盐的开水，就能延长-时间，并作好-7天的思想准备。
1930年6月中旬，共产党员魏振华被折磨致死。彭真、郭宗鉴、王奇岳等怀着仇恨的怒火，立即向监狱当局提出开追悼会和迅速答复八条要求的意见，但仍遭拒绝，乃决定于7月20日开始-。第一天-后，敌人即把已判刑的彭真、王奇岳等20多人转到天津陆军监狱关押，妄图用分散隔离的办法进行各个击破。各号甬和监房的候补人员立即补充上去，继续领导-斗争。彭真、王奇岳等20多人亦在陆军监狱继续-。-第三天，军方派兵到监狱责问“政治犯”为何暴-动?“政治犯”一致回答为了反-、求生存，揭露监狱黑暗无人道的罪行；说明并非暴-动，而是-；申明法律上并无犯人不吃饭便是犯罪的规定等。士兵们知道狱方谎报情况，乃于当天下午全部撤走。狱方妄图借刀杀人的阴谋破产后，乃采取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的伎俩，但绝大多数难友都坚持到底，表示宁死不屈。省委在外面发动“政治犯”家属向狱方说理，通知各级党组织争取社会各方声援，报纸上也登载了第三监狱“政治犯”-的消息。-第四天，一些新闻记者到监狱采访，冲破狱方各种阻挠，了解到“政治犯”受到种种残酷破孩和魏振华等被折磨致死的情况。-第五天，报纸上发表了采访报道，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天津市公安局长曾延毅为了稳定阎锡山的后方统治，防止事态扩大，逐次答应了“政治犯”提出的大部分要求。-斗争到此基本获得胜利，彭真、王奇岳等决定，全体政治犯复食。
不久，公安局借口被判刑11个月的王奇岳、詹大权、卢福坦等十多名“政治犯”参加过-斗争，对他们刑满后仍收回公安局拘留。王奇岳、詹大权代表大家不断向公安局提出质问，为何刑满后不释放?公安局无理对答，终于在1930年8月将王奇岳、詹大权、卢福坦(卢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叛变)等10人释放。
王奇岳被释放后，当夜偕同李盛莲乘海船去上海。
1931年夏，王奇岳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迁住北京路，协助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一起秘密进行工会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王奇岳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各级工会的中共党员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揭露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不抵抗政策和加紧内战的罪行。1932年冬，党中央调王奇岳去闽浙皖赣苏区协助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工作。因李盛莲带着长女王化春(3岁)、儿子王化阳(1岁多)，并身怀有孕，不能同去，党组织批准她带着两个孩子暂回湖北省江陵郝穴镇娘家住下，待她把孩子安置妥当后，再听候组织安排工作。
王奇岳到赣东北苏区后担任闽浙皖赣省委秘书长，协助书记方志敏处理日常工作，省委一些报告、决议、法令、通知等文件由他起草送方志敏审阅修改后签发。从1933年到1934年，王奇岳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休息，不知疲劳。他对同志们热情关怀，与群众打成一片，毫无架子。1934年春节期间，他曾亲手烧了四川风味的家常菜给同志们吃，大家都很敬重他。
1933年上半年，闽浙皖赣省苏区的红十军奉党中央命令南渡信江，归属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建制，改为红十一军。王奇岳协助方志敏等在闽浙皖赣省苏区抽调地方军区赤卫师，各县独立团、独立营，区乡游击队5000多人组建新红十军，另动员工农子弟参军，补充到这些地方武装部队去。
1934年，蒋介石集中百万军队向各红色苏区疯狂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中央红军虽英勇战斗，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年7月15日红七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从瑞金出发，于10月胜利进军到闽浙皖赣省苏区与红十军会师。中共中央电令方志敏将新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合并，仍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编3个师，由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曾洪易留下主持闽浙皖赣省委工作。省委秘书长王奇岳和省委、省苏机关随同留下的红十军第三十师进行了保卫红色苏区的战斗。不久，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王奇岳和省委机关转移到磨盘山继续奋战。
主持省委工作的曾洪易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即思想动摇，到1935年1月竟不断在部队散布失败情绪。这时粟裕所率的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突破敌人包围，转战到磨盘山地区，发现曾洪易的错误行为，报经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是项英)批准，撤销了曾的一切职务，由关英代理省委书记，曾洪易不久叛变投敌。2月，粟裕等按中央分局指示，将所部改编为红军挺进师，向浙西南挺进。
1935年春，王奇岳随关英在德兴县大田苏家主持召开了赣东北地区的区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会后，各级党组织都领导精悍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浙皖赣苏区的中心地区被优势敌人占据后，整个苏区便失去了统一领导，各地相互失去联系。于是，赣东北、浙西南、闽北、皖南等地区的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冲散在各地的小股红军部队干部战士便各自分散，独立地坚持对敌斗争。王奇岳及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在代理省委书记关英的率领下以德兴为中心，在德兴、婺源、乐平、浮梁一带进行游击战斗，不断地打击敌人。赣东北地区游击战争广泛开展，震惊了国民党 派，他们增加数倍兵力，对赣东北进行残酷的“清剿”，实行野蛮凶狠的抢光、杀光、烧光政策。1935年4、5月间，赣东北地区红军游击队和干部、群众遭受很大损失，省委及特委一些负责人在与敌人的斗争中相继光荣牺牲。王奇岳在5月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9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