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泽洲，1914年3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同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生院学习，1938年6月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东北大学农学院任教。1949年后任河北农学院(1958年改为河北农业大学）园艺系主任、副教务长、教学实验农场副场长、副校长、中国枣研究中心主任及北京农学院副院长等职。
曾任中国园艺学会理事，河北果树学会理事长，北京市果树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史学会顾问，农业部科委委员，农业出版社顾问，北京市政府果树顾问团团长；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河北省科委副主任、顾问，“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九三学社”农牧渔业部副主委、“九三学社”保定分社副主委等。1985年7月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曲泽洲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立志要研究中国的枣树，并发表了“北京枣品种研究”等学术论文。半个世纪以来，他在枣树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曲泽洲在研究了大量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并经过多年的实际调查，发现酸枣的类型中均有介于酸枣与枣的中间型，果实比酸枣果大、核小、肉厚、味酸甜，如甜溜溜老虎眼、牛0、蓬蓬籽等过渡型酸枣品种。此外，他还分析了大量出土文物中发现的棘(酸枣）的果实和核。例如，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及湖北江陵西汉墓出土的标有棘的果实与核，根据现在的分类依据，其果形为卵圆形，核为纺锤形，先端有3—4毫米长的突尖，认为在2000多年以前，当时所称的棘(酸枣）即是现在的栽培枣，说明当时的酸枣已开始向栽培枣演变了。古代从野生酸枣中逐级选优而演进为栽培枣。为证明这一推论，他带领研究生对枣和酸枣的染色体、同工酶以及花粉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酸枣的染色体数目、同工酶酶带以及花粉的形态等均与枣近似，提出了酸枣为枣的原生种的论点。
曲泽洲认为，从植物区系及其起源看，酸枣本属于稀树草原树种，属于泛热带植物类型。山东临朐发现了距今1200～1400万年中新世酸枣叶化石，说明至少在1200万年以前我国就有酸枣的分布。据《诗经》(公元前约10世纪）等文献记载，我国枣的栽培历史至少在3000年以上，汉代枣的栽培已遍及我国南北各地。70年代在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碳化枣核和干枣，据14C测定其年代至少有7240±80年，说明我国早在7000年前就已采集利用枣果了。而罗马时代塞坤杜斯(GaiusPliniusSecundus，公元23～79）的《自然历史》(Historianaturalis）中才始有枣的记载，这比我国古文献枣的记载至少晚了10个世纪。另外，其他欧洲各国文献也认为中国枣树栽培最早，据此，曲泽洲提出枣起源于中国无可非议。
曲泽洲认为，果树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1950年开始，他就率领师生跋山涉水，调查河北省的果树资源，并主编了《河北省果树志》梨树卷及苹果卷。1959年，他为主编《中国枣树志》，曾组织了由全国18个省市40多个单位参加的全国枣树资源调查，并在1983年《中国枣树志》审稿会上，对国内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品种进行了核对及澄清。根据对全国18个省市的调查，我国枣的品种为749个，并有近百个酸枣类型和品种。在此基础上，由全国百余名枣树科技工作者参加编写的《中国枣树志》于1992年出版发行。作为《中国枣树志》的主编，曲泽洲虽未能亲眼见到该志书出版，但他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从50年代开始，曲泽洲对枣树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他研究了枣树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及年周期的生长动态、枣的枝芽类型及枣树的花芽分化。报道了枣树花芽分化的特点为当年分化、多次分化和随生长随分化。在枣树开花特性研究中，发现枣品种间的开花时间分昼开型和夜开型，枣的花粉发芽气温为24～26℃，相对空气湿度在70%～80%，气温较高，空气湿度较大，有利于枣树的授粉受精。调查了枣的座果率，认为枣花量大，但座果率低，增产潜力大。在枣的果实发育研究中，提出枣的果实发育分为迅速增长期、缓慢增长期及熟前增长期。研究了枣树生长发育规律与环境条件的关系，认为枣为喜温树种，表现为萌芽晚、落叶早；枣树抗旱耐涝、抗风，在pH值5.5～8.5的土壤中均能良好生长。研究了枣树与光照的关系，提出枣为喜光树种，在相同管理条件下，同龄品种间植株产量的构成决定于光合强度。通过对枣树年龄时期的调查，他把枣树的一生划分为生长期、生长结果期、结果期、结果更新期和衰老期。枣树的经济寿命可达80～100年。通过对枣树生长发育的研究，为枣树的丰产栽培技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自50年代起，曲泽洲就对枣树的丰产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80年代又研究了枣树的需肥需水规律，提出枣树施肥的关键时期为秋季基肥及早春追肥，枣树的需水临界期为花期。通过对枣树修剪反应的研究，提出了枣树对修剪钝感，修剪量要轻，冬夏结合修剪有利枣树的丰产稳产。研究了提高枣树座果率的技术措施，如花期喷赤霉素，适期“开甲”可提高座果率。在研究枣树丰产栽培技术的基础上，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他主持了“枣树丰产林标准”的制定和“枣早实丰产技术的研究”等国家攻关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