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荣伯字锦棠，1909年生，满族正红旗(红旗乡前红旗村)人。幼年随父郎奎五(字星三)攻读孔孟之书，经十年寒窗，读至《左传》、《春秋》，精通"诗、书礼易"，善赵体书法，喜水墨丹青，爱五音六律。18岁出家门，走四方以教书为业，先后在拉林南苟家窝棚，八家子东新张家屯、马鹿沟、罗家窝棚等地充当私塾塾师，从教2 O余年，桃李遍地，颇有名气。
他为人忠厚、耿直，少年时受父严教，惜弱怜贫，从不以利禄为重，对学生一向耐心教导，极少体罚和打骂。他经常向学生讲“耕者有其田”和富国强兵的道理。他看到旧中国的黑暗统治，遂无意于功名，民国21年(1932年)原滨江道尹蔡运升慕其才，儿次请他到省做官，均被婉言拒绝，他说"我能尽力把子弟教习成人此生足矣"。旧私塾里主要课程是读书、写字，然而他一改前规，每天教一堂珠算，每周教一堂图画，天天都有一堂体育课，开展打跑球、溜冰，丢手帕等体育活动。每当春夏之交还带领学生上山旅行，向学生进行热爱祖国河山的教育。因此，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和尊敬。每到一处教书，学生少则20几人，多则达四五十人，不仅有男生，而且还有女生，很多学生常年住在他家里不走，一读就是几年。他的塾馆一度成为双城县东的"盛馆"。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及伪满当局下令取缔私塾，并强令改成"国民义塾"，增加日语课，要学生学日本话。他对此大为不满，毅然把家搬到八家子东的山沟新张屯，继续开办私塾，仍教孔孟之书。这个屯四面环山，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多是穷苦农民，很多孩子念不起书，他就少收或不收学费，消息传遍十里八村，很多家长高兴地把孩子送来就读。不到一年，学生就增加到40多人。有些学生家离学校10几里远，荒山野道，上学很不方便，于是他就把自家房子腾出一间，搭了两铺大炕叫远道的学生住宿。每当刮风下雨时，他怕年龄较小的学生放学走路不安全，就亲自把他们护送到家。一到夏季，农家活汁繁忙，有的学生因此休学，他看到这种情况，便每年夏锄时放农忙假一个月，既不影响学习，又使学生能帮家干活。冬季，很多学生衣帽不佳，困难很大，于是他便在每年冬腊月放假两个月。为了不误功课，他利用上早学，念夜书的办法把假期的功课补回来。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开课，读到吃早饭，晚饭后要读到九点。他经常教育学生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在他的教导下，山沟里的学生，不仅学业好，而且品行端正，很多学生成了才。
1943年后，日伪当局加紧推行奴化教育，县里的视学经常去各校检查是否上日语课，在此情况下，他买了几本日语书做样子，视学来检查时就把"五经"、"四书"、藏起来，把日语书拿出来，视学走后，继续讲读"五经"、"四书"。他常对学生说
"日本话，不用学，过了3年用不着。"
1945年"九·三"光复后，山沟里士匪出没无常，学馆屡受骚扰，他便把家搬到山外的马鹿屯继续教书。远近学生都说郎先生来了，都争相报名，一时学生达到50余人，其中女学生七，八名。但此时他已因劳成疾，患了白内障病，双目近似失明，整个学馆只好由妻子马淑芳照料。马淑芳也曾念过六年私塾，从《百家姓》念到《诗经》，文笔尚可，为人精明贤惠，她协助丈夫把学校管得井井有条。
1947年，士改运动开展以后，他教的学生多数投身革命，有的当了区村政府的干部，有的随军南下，投入解放战争的洪流，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骨干。1948年村里成立小学校，村政府的干部登门请他去当校长，可是此时他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再也不能出任。只好坐在家里帮助学校教师出主意当参谋，一颗心仍放在教育事业上。
1950年春、他的病情加重，于2月下旬与世长辞，时年4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