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召(1910年4月12日—2002年11月8日)，字惠棠。出生于浙江温岭。数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柯召出生在浙江温岭一个平民家里，父亲柯伯存是当地一家小布铺的店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境窘迫，勉强度日。柯召5岁时，父亲即教他认字，家教甚严。1921年，柯召本已可升中学，因年幼，父亲便让他在家乡读了一年私塾，从此打下了良好的古汉语基础。1922年，柯召进入杭州安定中学读书，1926年毕业，同年考入厦门大学预科，1928年升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升入本科后通过帮教师批改低年级的习题作业和在集美中学兼课，以挣些收入弥补生活费不足。学满两年后，他希望转学到师资力量更强的清华大学。为筹学费，他去海门东山中学教了一年数学。1931年，柯召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三年级，当时同班上课的仅5人。1933年，柯召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的清华大学淘汰率极高，他们那一届毕业时仅剩他和许宝2人。
1933年毕业后，经陈省身介绍，柯召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当助教。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只有他一名助教，各年级学生作业全部由他阅改，任务很重，他孜孜不倦，做得十分出色。他认为，这对他打好扎实基础大有好处。
1935年，他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数学生只取两名，全国挑选，竞争激烈)，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在导师LJ莫德尔(Mordell)的指导下研究二次型，在表二次型为线性型平方和的问题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应邀在伦敦数学会做报告，受到当代著名数学家GH哈代(Hardy)的好评。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伦敦数学会讲台。1937年，柯召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数学系工作一年，指导一名英国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在英国3年，柯召学习刻苦、工作勤奋，为他毕生从事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到1938年，柯召在《数论学报》、《牛津数学季刊》、《伦敦数学会杂志》、《伦敦数学会会报》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10多篇，除了包括二次型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外，还包括中国最早的代数数论和数的几何方面的研究成果。
1938年夏，柯召谢绝老师再三挽留，毅然回到祖国。他和留英的李华宗来到成都，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讲授代数和几何方面的课程。翌年夏，他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这时，为躲避日军空袭，四川大学由成都迁往峨眉。尽管抗战大后方条件极为艰苦，他仍坚持教书育人，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与宗合作，进行了矩阵代数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他主持数学系之后，很注意科研工作和学生能力的培养，除课堂教学外，还定期举办全系学术讨论会。
1946年，柯召应聘重庆大学数学系教授。那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员生活非常清苦，柯召仍孜孜不倦从事教学工作，精心讲授群论、数论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柯召继续在重庆大学任教。1953年，他调回四川大学。40余年间，他以满腔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数学人材，在科研上硕果累累。他先后担任四川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校负责人，他卓有成效地抓了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应用数学、培养高水平人材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工作。
柯召一贯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反对“注入式”教学方法，主张搞教学的人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使讲课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他以身作则，对待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从讲授基础课高等代数到选修课数论导引均一丝不苟、讲解生动，极富启发性，深受学生欢迎。他还重视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出版了AГ库洛什(Kypom)的《高等代数教程》、AИ马尔采夫(Maлцев)的《线性代数学》以及ΦP甘特马赫尔(Гантмахер)的《矩阵论》等，前两种教材被当时各大专院校数学系普遍采用，为数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81年，他与魏万迪编写出版了《组合论》(上册)；1986—1987年，他和孙琦合作出版了《数论讲义》，这些教材的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和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柯召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1955年，他带领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在线性型的最大不可表数的问题上，做了不少工作。同时，他在二次型方面继续发表一些优秀论文。20世纪60年代，他在不定方程方面取得一系列出色结果。在组合数学方面，与爱尔特希、T拉多(Radó)合作，发表了著名的爱尔特希-柯-拉多定理。他主张科研工作要持之以恒，不能停顿，他说，“研究工作不怕慢，只怕站”。他长期参加并指导有多名中青年教师参加的数论讨论班，鼓励大家敢于向难度大的问题挑战。
柯召很重视数学应用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就在四川大学数学系提出要发展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这三个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数学分支。60年代初，他亲自参加线性规划的推广和应用工作。1972，他不辞辛苦地同一些中青年教师一道，到四川泸州、广元、峨眉、成都等地去推广优选法，举办讲座。1974，他亲自编写了国内第一部组合论讲义，作为部队学员培养班的教材。他支持学生魏万迪从事组合数学的研究，支持孙琦、郑德勋开展快速数论变换的研究，使得四川大学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80年代初，他带领数论组教师从事国防应用数学的研究，开拓数论应用的新领域。
柯召认为“大学的设备不如师资重要，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证明。它的设备不行，还是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等多位杰出学者，其原因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师资力量很强。”因此，他热心培养学生，提携优秀人材，反对论资排辈。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培养过的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长为我国数学教学和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柯召在教学上一贯非常勤奋，刻苦钻研。他非常善于利用时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常在旅途中进行科研，有的论文就是在火车上构思的。他说，他的一些数学结果，是在晨起时，或午睡醒来时，偶然得出的，或者可以说是突然得到的，似有灵感。其实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常能遇到。宋人有一首小诗“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就是很好的说明。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所谓灵感，是“踏遍”的结果。清人袁枚有诗“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亦是此意。主要在“但肯”二字上。他认为，科研工作确有这种境界，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
柯召长期担任社会工作和行政职务。他先后任四川大学教授、数学研究所所长、校长、名誉校长，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第一至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柯召在数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学术成就和品格，得到人们敬重。1990年4月12日，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举行庆祝柯召80寿辰暨执教60年大会，有数百人出席，大会收到全国各地贺电、贺信上百件，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他几十年来所走过的成功和艰难的道路，颂扬他为发展祖国的数学事业所做的无私奉献。正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贺信中所指出的“数十年来，柯召教授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努力献身国家的科学事业，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