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尊，字伟臣，又名石户，自号“宜庄花农”，习惯自称“石户之农”。清，潜江（今渔洋镇新南村）人。他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我在探究康熙《潜江县志》（简称《县志》）中的历史名人时，发现朱士尊的名字是这部县志0现次数众多者之一。粗略统计超过三十多处。有他为纪念性建筑的题名，有他为名人写的传、评议、诗文，有他为知县提的建议，还有他捐建的寺庙，当然也有别人对他的记述、评议等等。看来不费一番笔墨，不足以陈述朱士尊先生对潜江历史文化传承所做的贡献。
（一）
朱士尊出生在一个官宦家族。其祖父朱宗望，在明朝万历年间任过四川江安知县，后授刑部郎中，官职正五品；父亲朱之佩，是荆州府学教授；叔朱之玉，任过桂林知府；叔朱之瑚，任过南康训导；堂弟朱士冲，进士，任过朝翰林院庶吉士；堂弟朱士达，进士，任过常州推官。他是清顺治十一年（1645）恩科的“选贡”。“选贡”是贡生的一种，是清朝时期选拔人才的一种形式。能够以贡生身份进国子监读书，这在当时比现在考取清华、北大还要难。因为除了在当地才智过人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一般的黎民百姓之子是不可能的。
据悉，朱士尊天资聪颖，从小就爱读书。早年他的祖父朱宗望告老还乡后，在县城东的洛江（现在莫市一带）畔建有“止园”别墅，这别墅里除了有“墨粟斋”“引桐居”“云声阁”等亭台楼阁外，还建有一座藏书万卷的“拥万阁”。朱士尊得此便利，在拥万楼读书“恣其涉猎”，常常废寝忘食。日积月累，朱士尊成年后即归属于那种读书万卷，学富五车之人。他的同里进士莫与先（曾任云梦教谕、高邑知县）在《宜庄花农传》（后文简称《花农传》）花中曾写道“朱君少负异秉，于书无所不读，极博而好沈湛之思”。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知识渊博，“岳负川淳，莫窥崖略”。
朱士尊虽然读书甚多，知识渊博，但他乡试举人却累试不中，最后只能靠其家庭背景，在年过三十后，以“贡生”身份选拔入国子监读书。不知何故，朱士尊入国子监学业未成即“归”。可能是年龄偏大，家有娇妻弱子难舍；可能是他认为时局不稳，看不到读书入仕后的希望；也可能是他早就踏入社会，受不了再当学生的束缚。《县志》（卷十五•人物志），在关于朱士尊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顺治初，学使天锡王公，崇高实学，徵耆旧通儒，讲艺江北书院，君为所罗”。这段传记是他后来在古泉当了知县的儿子朱载震所写，应当不会有错。说的是朱士尊在顺治年初就去江北书院当了老师。而顺治皇帝在位十八年，朱士尊是在顺治十一年作为“贡生”入国子监读书，“顺治初”应该是在顺治十年之前。
（二）
朱士尊回到潜江老家后，重操教书育人旧业时间不长，即“幽屏著述”。根据甘鹏云先生的《潜江书徵》和朱载震、莫与先主编《县志》所载，朱士尊的著作有《治平要录》五卷、《史略》八卷、《遇钞》十卷、《异钞》十卷，还有《编柳学堂全集》《花农笔记》《宜庄录》等十多种。只可惜朱士尊先生的这些著作，目前还没有找到一部传世的真本。但我从《湖北文徽》（第六卷）中找到了他的《上邑宰请革除里排议》、《募修景峰庵疏》等五篇短文，另从《县志》中随处可见他的诗文、附记、短评等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诗文清雅，文采飞扬。现录他《宜庄绝句三首》，笔者认为有唐宋大家之风范。
其一
草没长堤水满塘，晚风竹笛度云庄。
月高夜起看牛犊，绝胜银鞍锦瑟扬。
其二
茸母初生百卉芳，双柑斗酒卧斜阳。
汉书一卷悬牛角，又听林中夏扈忙。
其三
莫将粲粲（càn）咏南山，消受荷花水半湾。
听唱一声牛背稳，悔教文锦列牺班。
据《县志》所载“甲寅春，石户朱先生避乱，胥宇于此”。甲寅年，是康熙十三年（1674）。当时，满清政府并没有真正一统天下，吴三桂占据西南诸省，反清复明态度非常坚决。当年，清统兵大将军耿精忠反清；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叛清顺应吴三桂；吴三桂一路北上，攻占了湖南诸州，湖北的荆州（包括潜江）、襄阳、武昌、宜昌等地，而清军不敢“进犯”；浙赣等地也多处起兵反清等。朱士尊为避战乱，从兵戎相见的县城城郊，举家迁徙到了“县东南四十里，东浦之东”。
为了确认宜庄别墅旧址，2013年10月23日，我在市人大预工委主任张军、渔洋镇镇长吴清兵和宣传委员郑慧涛的陪同下，到“东浦之东”进行了寻访。根据与朱士尊同里的莫与先所写的《花农传》开头所言“宜庄距吾邑一舍而遥，潜水东南流之”，也就是说莫与先与朱士尊的宜庄别墅很近，几乎隔壁。而莫与先是现总口农场九分场所在地的张家湖北边的莫家垴人。与莫家垴紧邻的是渔洋镇新南村二组。我们在不断寻访当地一些老人的时候，恰巧遇上了对当地历史、掌故知晓很多的新南三组的罗功绪老人。他告诉我们新南二组旧时叫花家湾，它不是依花姓而得名，而是清朝时期有一位隐士在这里养花，并建成了一座花园而得名。他一边向我们介绍情况，一边将我们引到了新南二组的西头，即人们传说中的旧时花园所在地。我在此处伫足环视，一下子就真正找到了“宜庄别墅”的感觉。花园旧址现在只居住着一户人家，呈北高南低之状，坐落在高高隆起的古县河堤岸，北面的古县河（即潜水，亦称运粮河）常年向东南流淌，南面是开阔的田野，隔河即是莫与先的故居莫家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直萦绕我心头的宜庄别墅就这样让我们寻觅到了，只可惜茫茫荒草已淹没长堤，淹没了昔日的风雅，让人在兴奋中平添了几份凄怆。
回到书斋我再次细细品味朱载震在《县志》中载“先世芜田数十亩，刈（yì，割）蓬藿，编槿条，而卜筑焉”。同时还记载宜庄别墅“濒河构园庐，列卉长堤，种莲曲渚，茂林修竹，约五十亩。有编制柳堂，为读书处，又有盟霜舍、祝秋斋，汲堂、晚竹轩、览辉阁、悟牧居、月韵楼，为课耕遊息之地”。从这些优美的历史文句和雅致的亭台楼阁的名称中，让我们感觉到其宜庄别墅是一方世外桃源，是一块修身养性的净土，是隐士乐悠的精神家园，令人怀念、追忆、向往。
（三）
朱士尊虽然“吐弃贴括”，“幽屏著述”，种稼养花，属于高隐不仕之人，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位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的热心者。《县志》（饷祀志•下）载“在县东南四十里，康熙十五年（1676），邑人朱士尊建无学庵”；同年还“在县北三十里张截港”（今天门市张港镇），重建了镇乐庵；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建了元真阁等。又如，朱士尊针对顺治十六年（1695）知县叶臣遇推行“甲粮法”，“一田两税，已不堪命”，加重了潜江农民的负担的情况，于康熙四年（1665）给新知县提建议，力请学习邻县竟陵（现天门市）的经验，废除“甲粮法”“免除当年苛索”，知县采纳了，一下子使-在外谋生的老百姓纷纷返乡，农业生产重新复苏，潜江“父老犹诵述之”。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是康熙十年（1671）《潜江县志》的主编之一（之二是告老还乡的进士、曾任广西怀远知县的向大观。另有传）。当时的“纂修”是时任知县王又旦（后来擢升户部给事中，入选清朝“国史循吏传”的名宦。另有传）。一般情况，知县作“纂修”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具体编撰工作都是主编的事。事实上两年前，朱士尊就受知县王又旦之邀，已开始《县志》的编撰工作。只可惜当《县志》已基本完稿时，王又旦因政绩卓越，却在康熙十年擢升户部给事中而离开潜江，尚未付梓刊印的《县志》就束之高阁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到了康熙三十年（1691），一位很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新任知县刘焕上任后，重新启动《县志》修编工作。“纂修”当然是刘焕，“编著”却是后来在石泉（今四川北川县）任知县，前清时期中国著名的诗人，当时辞去京城正黄旗教习职务，赋闲在家的朱载震。这朱载震正是朱士尊的儿子。康熙十年修《县志》时，朱载震只是“校正”之二（之一是李世儒）。当时，刘焕请朱载震重修县志时，载震反复推辞不愿接此任务。朱士尊将儿子叫到面前说这是我未竟之大业，也是传承潜江历史文化之大事，你应从命就任！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如获至宝的康熙三十三年（1693）的《潜江县志》。
（四）
朱士尊高隐于宜庄别墅，虽然只是“幽屏著述”，种稼养花，但却声名远扬。他“平生多千里客”，其别墅常常高朋满座。《县志》载商丘的府丞宋牧仲先生慕名而至游住宜庄别墅后，竟然感动地承诺要将当地的奇花五色牡丹从千里之外送给他。知县王又旦做客宜庄别墅后，赋诗曰“清溪一道水潆洄，高树千章绕屋栽；乱世避人君始筑，春时系马我曾来……”。竟陵的胡承诺、戴祁和潜江的李世儒等官臣名仕，先后“信住”宜庄别墅，常常与朱士尊先生彻夜神聊，各自诗兴大发，作诗多首。戴祁有一首很长的《宜庄信宿》诗，我只录前四句“几曲缘江泾，千重绕舍林；门闲花自落，庭静鸟时呤”。
朱士尊爱花之情趣、养花之精深的确令人佩服。莫与先所撰《花农传》载一次，他儿子朱载震几经周旋，从河南商丘为他弄来了“奇花数种及牡丹黄绿数色”，“花翁对之，色洒然喜也。亟召吾辈二三逸老，扬觯酹（zhìlèi，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花神傍，相与属和，中丞《漫堂绿牡丹诗》成帙”。由此朱士尊爱花雅趣之极致可见一斑。同时，朱士尊养花之技艺高超也非同一般。莫与先在同一文中还记载“花农治花与稼师治稼等，攘之剔之，薅之蕴崇之”，“凡种家有好花，往往请花农鉴别”，凡萎靡不振花卉，经朱士尊先生精心养护，则“挛蹙者舒”。
朱士尊先生爱花养花，读书著书，会客交友，经营宜庄别墅二十余年，七十八岁而卒，葬于今天门市青山南坡（1954年前，这一带属潜江管辖）。生前，凡认识者都称朱士尊为“汉上隐士”，他却自称“石户之农”。（《史记》“石户”是舜帝之友，舜年老后要以天下让给石户，而石户不受，并携妻儿老小驾船而去，隐居不归）
朱士尊一生淡泊名利，学着陶渊明隐居山野之间，悠然自得地过着闲云野鹤神仙般的日子，这是封建社会时期，一位有自己个性的知识分子，看破红尘而又逃不过现实，在无奈之中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也正像现代哲人所说你改变不了风向，但你可以调整风向到达目的。朱士尊调整人生风向后，同样为社会做出了比一般知识分子更大的贡献。仅就一部《县志》主编，就让人万般敬仰。笔者手头收集到了同时代的乾隆《荆门州志》、光绪《荆州府志》，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方志比起朱士尊所主编的康熙《潜江县志》，无论是传承历史，还是文学艺术都相对逊色。我的手头还有光绪《潜江县志》，这部县志基本上将康熙《潜江县志》重抄了一遍。另现代版的《潜江县志》《潜江市志》，比起康熙《潜江县志》，其历史传承、文化底蕴更是逊色不少。
已载入潜江史册的朱士尊传，让我读而不倦，并相信他将永远铭刻在潜江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