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荣（1920年7月-2014年3月），生于湖南长沙，在抗日烽火的硝烟里，就读和毕业于搬迁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旋获全国高等考试中司法官考试第一名，就职四川壁山实验地方法院刑庭推事，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法官。与胡鸿烈大律师结婚后，时逢抗战胜利结束，便一同远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钟期荣女士不仅完成了法学博士的研习、答辩，取得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深受欧洲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奠定了日后开创民众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
1955年6月，钟博士同丈夫及两名儿子返回香港，于刚成立的联合书院（后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任教；随后又陆续任教于浸会、珠海、崇基等院校，出任崇华书院名誉董事兼文史系主任；专任浸会学院高级讲师兼社会工作系主任，出任该院文学院院长，为浸会学院社工系奠定了良好基础，使浸会学院安然通过港府的评审。钟博士所授课程内容丰富而思想深邃，语言生动而条理清晰，常常课堂爆满而名溢学界。工教之余，钟博士还密切关注时代发展，潜心研究社会问题，不断撰写专题论文，翻译文学作品。1965年出版《香港青少年问题》一书，紧扣香港社会的严重问题，深入剖析香港青少年心理、生活、教育、就业、犯罪等方面，提供应对的主张和决策，一时震动香港社会，成为港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1971年3月，钟博士辞去教职。1971年6月，钟博士与丈夫胡鸿烈向社会宣布开办树仁学院，分别出任校长、校监。钟校长事后写道“1971年春，外子胡鸿烈大律师偶在跑马地成和道购得一幢三层花园洋楼，原拟我退休后办一间幼稚园，怡情寄兴。不料经过反复争论、考虑后，终于决定办一间大专。主因我俩均深受中国文化熏陶，为典型的中国书生，一腔热血，报国无门，慕古思贤，忧时忧国，咸信兴绝学於当今，重振人文，乃大丈夫应有之壮志，故此不避万难，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负起复兴中华文化之重任，来推行仁者教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培养出仁人君子，故创立树仁。”
三层花园洋楼的树仁校舍，界分为七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招收了200多名学生，设6个学系，钟校长开始实践她的人生抱负和办学理想。
后又购入湾仔峡道独立校舍，创办“树仁英文学院”，使与大专衔接，形成完整学校体系。
基于“仁者教育”理论，钟校长设奖学金与助学金，俾贫者得以入学。又革新教育体制、学制，以四年为期，灌输现代新知识技能。弘扬中华文化，提倡儒家精神。并广招优秀师资，严格甄选学生，以提高教学质量。
为“立足香港，面向世界”，钟校长与丈夫胡鸿烈商定，由胡校监接受美国路易士安纳州多所大学邀请，赴美讲学。随后又访问耶鲁、史丹福、哈佛等国际著名学府，开拓树仁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成果之一 ，是美东北大学派出工商管理系主任麦克劳博士来树仁办暑期工商管理授学分课程，从而开创了香港越洋合作办暑期工商管理课程的先河；成果之二，是促使英、美、法多所大学承认树仁毕业生资格等同大学，可直接升其研究院深造；成果之三，是欧、美、澳多个专业学会承认树仁学分而豁免部分专业学科考试。
与上述成就相配合，此时树仁校舍已由一扩而为三（成和道校本部，湾仔峡道中学，湾仔万茂里新校舍），大专部由3院8系增至13学系，学额由200余增至1800余，教职员增至120多位，本科各系课程，也由每周授课200多学时增至1000多学时。短短5年，树仁已脱颖而出。
树仁声誉日隆，终使港府于1976年宣布，依《1964年专上学院条例》承认树仁为继浸会之后正式注册的专上学院，并无偿提供宝马山官地，兴建校舍。随后不久，布政司专函承认树仁学院之文凭，确定铨叙任用等级薪点，政府部门如社会福利、劳工、惩教等署及房委会等表示欢迎树仁学生前去应征任职。
正当树仁迈向坦途时，另一股寒流突然袭来。1978年10月，港府发表《高中及专上教育发展白皮书》，提议以经济援助港府认可的浸会、树仁、岭南三所私立大专院校，换取这些学院改行“二二一”新学制（二年预科，二年本科，一年荣誉文凭），以求与英国学制衔接。这意味着树仁如接受经济援助将要改制，降低人才培养规格与学校学术水准，并难以与中国和国际大学学制衔接。然而，如拒绝改制，将失去经济援助，难以筹措经费兴建耗资巨大的新校舍，遑论谋求更大发展。
钟校长深邃地洞察到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日益提高的需求，并真切体会学生往海外升学，衔接国际教育的实际需要，决意不改初衷，毅然舍弃港府的经济援助。此决定赢得广大师生的支持，终于使港府承认学校有选择学制的自由，并继续承诺给予学校免息贷款，树仁因而度过这场改制风波。事后，胡校监谈到，“君子因为读书通了，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和标准，而且目光远大，心襟豁达，淡泊明志，首重个人节操，故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简短的话，道出了钟校长的办学风骨和“树仁形象”。
事实验证了不改制的正确性。树仁于此年（1979年）招生千余名，报考者竟达5000人，全校学生人数增至3000，课程增至300项，增设多项硕士课程，每周授课达5000学时，知名教授慕名而来，学校一片欣欣向荣。而宝马山新校舍也破土动工，港督尤德亲临主礼，许多政府-莅临致贺，轰动一时。
宝马山新校舍动工兴建蕴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当时，中英正展开香港回归谈判，社会各阶层动荡不安，一些人挟资移居国外，香港弥漫着悲观的气氛。但是，钟校长独具慧眼，深信香港回归祖国，必将更为稳定、繁荣，对人才需求更为殷切，这正是树仁发展的大好机遇。因而，毅然决定动工兴建宝马山新校舍，穷其所有，拿出房契作押，倾尽毕生积蓄，拨作建校经费。直至1985年，一座12层高的宏伟建筑巍然耸立于宝马山上，钟校长以实际行动支持了香港回归，对动荡的民心起了安定作用。许多学生目睹学院的迅速发展，亲切地敬称钟校长为“树仁之母”。
随着香港回归日近，钟校长又洞烛先机，把国际学术教育交流与合作，更多地转向祖国。1984年，欣逢祖国35周年国庆，钟校长应邀赴北京观礼，第一次亲临考察祖国大陆的教育，并两度赴湖南师范学院作学术讲学。次年6月，应国家教委邀请，再度到京交流，与中国人民大学签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双方同意树仁毕业生可升入该校法律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其后，又与北京大学合作，在港开设四个兼读硕士学位课程，即民法、国际法、中国古代文学、世界经济，为第一个经国家教委批准在港创办的硕士学位课程。树仁学院现设的18项合作课程中（其中6项为学士，12项为硕士课程），与祖国大陆著名大学合作的多达10项，其中9项为现职兼读硕士课程。这里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有关中国法律的课程，该课程创办最早（1987年起），就读人数最多（近年每年达数百人），至1994年更与中国-律师资格考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在港首创中国律师课程培训班，培训班毕业生首次获准参与中国律师资格考试，创下了中国开放港澳台人士参加此考试的先例。影响所及，在香港蔚然掀起学习中国法律的热潮。
树仁与祖国大陆的学术、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既大大提高了树仁的学术地位，也深深启迪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操，造就了港人治港的大量人才，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