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钧(1904年6月24日—1983年7月25日)，出生于江苏徐州。林学家、林业教育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郑万钧于1904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一个商人家庭。幼年在一所法国人办的职业学校读书，打下了法语基础。13岁考入江苏省第一农校林科，1924年毕业，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毕业后便留校工作。当时在东南大学任教的钱崇澍教授常去江苏省第一农校讲课，发现郑万钧勤奋好学，非常热爱树木学，于是将他调到东南大学，破格提升为树木学助理。当时东南大学聘请不少著名学者如秉志、陈焕镛等授课，郑万钧总是挤出时间去听课，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29年，郑万钧应聘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学研究员，在这里工作了10年，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在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领导下，从事中国森林植物调查研究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外调查，获得了丰富踏实的野外考察经验。1930—1931年，郑万钧在西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调查高山云杉、冷杉等针叶林的种系和分布；1932年调查浙江诸暨的香榧和油棉栽培情况；1934年在江西庐山参加森林调查；1936年又在四川峨边主持高山针叶林的调查；1937年在浙江龙泉调查杉木和天然林，同年又在湖南宜章调查莽山天然林区的树种组成、分布和生长过程。并多次去天目山、天台山、黄山做森林调查。郑万钧进入山区调查，每天都要步行数十里至百十里，为探索高山针叶林的分布规律，他攀登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实地考察。为提高工作效率，他创造性地运用路线调查法、标准地法和标准木法，在调查中积累了大批标本和资料。每次调查归来，风尘仆仆，顾不上休息，便整天忙于整理资料、鉴定标本，并将调查结果用英文写出论文。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胡先骕的赞扬和鼓励，并亲自代为审核修改论文。十年的野外调查，不仅给郑万钧艰苦的磨炼，而且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在这十年中，他共发表论文20篇。其中，《对川西高山针叶林的组成、分布的论述》、《莽山天然林对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等文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又如《浙江维管束植物》一文一直成为编写浙江植物志的重要参考文献。他还参表了树木新种数十种，如天目木姜子、天目槭、黄山花楸、白豆杉、普陀鹅耳枥、天台鹅耳枥、狭叶山胡椒、江浙钓樟等，丰富了华东木本植物区系成分，不少研究成果被收入陈嵘编撰的《中国树木分类学》中。郑万钧自知自己基础理论知识的不足，学习特别勤奋刻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中国科学社决定送他到国外学习，这对郑万钧是一次加强基础理论学习的极好机会。1939年初，他被派往法国图卢兹大学森林研究所。去法国之前，他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将西部高山针叶林的研究资料重新系统整理，用法文写成《四川及西康东部的森林》，论文手稿带往法国。他的指导教师亲自审阅这篇论文后，对郑万钧有如此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知识非常赞赏。在法国期间，郑万钧珍惜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工作进展很快，1939年底，即通过论文答辩，被授予科学博士学位，并将该论文出版。后来郑万钧教授森林地理学，其中“西部高山林区”一章即在此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已被高等林业院校采用为教材。
1939年12月，郑万钧回国，云南大学聘他为教授，兼云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44年到中央大学任教授兼森林系主任，一直工作到1949年。1948年，他和胡先骕发表“活化石”水杉新种，被认为是世界植物学界重大发现之一，轰动了学术界。为水杉定名，郑万钧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郑万钧根据当时中央林业实验所技正王战在四川万县磨刀溪(又名谋道溪)采得水杉的枝叶标本和拾得的球果进行研究，认为既不是水松，也不是北美的红杉，而是一新属。为慎重起见，1946年，他又派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薛纪如两次到该地采得完整的花和球果标本，但因当时文献资料不多，于是郑万钧进行拉丁文描述，并连同标本寄往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胡先骕教授，托他查阅文献。1947年，胡先骕从文献中查得该植物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在日本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化石种十分一致，遂与郑联名定为活化石水杉属和水杉新种，学名为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etCheng。论文于1948年发表，立即成为轰动植物学界的珍闻。直到现今，这一发现仍为植物学界所传颂。
水杉发现的科学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活化石”，其祖先在距今065亿—1亿年前，广布于北半球北纬35°—80°地区，当时至少有10种。近200万年来，北半球发生多次冰川，古水杉几乎灭绝，仅剩此一种幸存于我国川鄂边境一带。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学者只见过水杉化石，不知道还有活的水杉遗存下来。因此，这个发现被誉为20世纪植物学上最重大的发现，是中国科学家的伟大贡献。水杉是中国珍稀孑遗树种，树势高大挺拔，树姿优美，适应性很强，除不耐干旱外，适生于多种温带气候和土壤，且生长迅速。1948年以来国内外广为栽培。现在水杉已引种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用水杉造林和四旁绿化，生长良好。
郑万钧自1939年12月由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至1961年12月，先后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林学院任教整整22年。在教学中，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到林区调查实习。1950年和1951年暑假，他带领学生在山东、江苏北部考察林业。1951年冬季，又接受国家任务，带领学生去广西南部开展宜林地调查。在担任南京林学院领导职务后，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他仍坚持教学，带领学生到南京郊区和安徽琅琊山实习，还招收研究生，开设森林地理学、植物拉丁文等课程，并指导论文写作。他对学生从严要求，一丝不苟，要求学生遵守纪律，及时完成作业；但对学生的缺点从不当面训斥，总是谆谆教导，启发学生提高认识，自己改正错误。几十年来经他教过的学生不少已成为林业专家、学者。他要求师生们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他组织气象、土壤、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经理等学科青年教师去福建杉木中心产地——南平溪后乡蹲点搞调查研究，总结杉木丰产经验。他们以充分的数据，分析杉木人工林的丰产与多种环境因素和造林技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杉木造林的宜林地选择和造林技术措施，对中国南方营造速生丰产林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62年，郑万钧被调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后任院长。他坚决贯彻林业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他非常强调一切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深入南北各地，了解基层单位林业科学研究现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林业研究发展规划。鉴于中国森林资源贫乏，木材短缺，他特别重视速生丰产林技术措施的研究。1966年上半年，郑万钧去广州参加农业区划会议，会后即转赴南方几省区了解速生丰产林的科研情况。先后和广东林科所的科研人员在台山了解湿地松种子园的建设，在开平调查马尾松飞播造林，在电白博贺港了解木麻黄人工林速生丰产经验，在湛江雷州调查桉树良种造林经验，然后绕道广西，并北上湖南、湖北，了解省区林科所科研开展情况。他工作尽职、尽责，不辞劳苦深入科研、林业生产实际。
“文革”期间，郑万钧被迫停止了院长工作，他利用这段时间继续编写《中国植物志》第七卷(裸子植物)。裸子植物即松杉柏一类树木，与林业生产关系密切。郑万钧对我国裸子植物各类群十分熟悉。他组织了一个编写小组，从1972年开始编写，于1973年底定稿，1978年出版。它凝聚了郑万钧毕生研究我国裸子植物的精髓，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出版后深受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此书现为中国各省区植物志、树木志、院校教材采用，1981年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73年底《中国植物志》第七卷定稿后，郑万钧开始组织力量编写《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把当前我国林业生产中常用造林树种的造林技术措施总结出来。本书共组织了全国200多个单位、500多位科技人员，包括省地县林业局、林科所、林场、高等和中等林业院校的同志参加，共编写三年，于1978年出版。本书编入中国主要树种210种，共1695万字，每一树种包括形态特征、分布、生物学特性、各项造林技术、病虫害防治、木材性质和用途等内容，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造林专著。此书于1978年出版后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郑万钧还组织人力编写《中国树木志》。他提出在中国号称8000种的乔灌木中编入志书应不少于5000种。中国树木志计划分四卷出版，先制定一个严密的编写条例和细则，以便统一规格，再以科为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分工编写。在内容上，树木志不同于树木分类学，它虽以树木分类为纲，但又必须包含树种的生态学、生物学特性、造林营林技术要点以及各树种在国民经济中的价值，以加强志书在林业生产中的应用。他的这些观点是他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科技为生产服务的一贯思想的体现。中国树木志的专业性很强，编写和的工作量也相当繁重。1980—1982年，《中国树木志》各科作者陆续交稿，郑万钧组织了全国十多位专业知识丰富的中年树木学家(不少是他教导过的学生)到北京统稿定稿。对过的文稿，他本人都要仔细再阅读一遍，亲自修改，有些文稿修改几遍，直到满意为止。《中国树木志》第一卷文稿1328万字，于1981年定稿。第二卷文稿共200万字，也经他审过一遍。由于过度操劳，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先是受高血压和痛风的折磨，随后出现一些老年性并发症如贫血、糖尿病、脊髓炎等，使他不能坚持工作，只得住院治疗。1983年7月25日，郑万钧未能等到他主编的这本巨著问世，十分遗憾地与世长辞，享年79岁。
郑万钧于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他曾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林学会第二、三届副理事长、第四届理事长等。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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