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廷臣，字君邻，清代铁岭人，隶汉军镶黄旗。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年））自贡生授江苏山阳知县，累迁江宁（南京）同知、江宁副使，湖南道副使，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浙江总督加太子少保。曾参与镇压云南苗民的抗清斗争。为官较清正，提倡农耕，与民生息，惩治-，有"赵佛"之称。康熙元年(1662年)，赵廷臣离开贵州任浙江总督。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二月，巡视海防在浙江奉化病故。被谥为“清献”，意为一生清节。
主要功绩兵燹之余的贵州，已是田园荒芜、满目疮痍，雪上加霜继之而来的是战后的荒欠，使人民倍加痛苦。赵廷臣就任巡抚之日，延见父老，博采旁咨，了解黎民百姓的痛苦状况，首要解决的是民生大计。他一面向朝廷奏请赈灾，一面劝喻百姓不误农时尽快恢复生产，劳力不够之处，命当地驻军协助民众耕种。民困获苏后，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也平息，赵廷臣考虑要治理贵州长期形成的乱象。贵州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化外之地，民风强悍，各地土司之间纷争斗杀长期不断。他了解了形成乱象的原因，及时向顺治皇帝上奏《治土司苗猓之法》(见《国朝耆献内征初编》，笔者按苗猓并不特指苗族、彝族，是对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提出了治理贵州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经顺治皇帝批转交部(六部衙门)讨论后得以实施。
政治主张赵廷臣指出，“贵州古称鬼方(笔者按古有殷高宗伐鬼方之说)，自大路、城市外，四顾皆苗，专事斗杀，故驭之难”。他向朝廷反映了全省少数民族的分布，以贵阳为中心，东南苗族为主，西和西南以彝族、布依族为主。他认为治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一味地使用武力，使用武力只能激起民变，引证了汉武帝封夜郎、武侯纵猛获深远的历史意义，主张对少数民族施以“教化”。他认为“盖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而风俗无不可移之乡”，可以通过长期的教育达到改变强悍民风的目的，就此提出了具体措施“凡土官继承者年满十三岁以上的，都必须进入官学学习，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听补廪科贡，与汉民一体仕进。”也就是说，从科举制度上，为少数民族敞开了大门。此后，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泛有中秀才、举人者。同时，他还看到了最大的问题是土司世袭制度中“私相传接，支系不明，争夺由起，酿成变乱”，于是作出，“今后每遇年终，令土官上其世次之籍于布政司，布政司上其籍于部；其有争袭者，按籍立办”的措施，以此预防杜绝因土司的承袭而引发的纷争。
赵廷臣还向朝廷提出，贵州曾经长期被“寇”占据(指的是孙可望、李定国等)，不断改变法令，使人民承受沉重劳役，应当恢复旧制。“恢复旧制”是基于清朝初建时，大体上还是沿用明朝的法律，《大清律》是在康熙九年才完成。元明以来，贵州地广人稀，遂成为当时接收移民的重点地区。同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贵州遍立卫所，大量的军事移民进入贵州驻屯开垦，卫所的屯军对当时贵州土地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屯军制度沿用到明末清初已是“法久弊生”，随着卫所对军伍控制的日益松弛和卫所军官对军士的剥削，使得大量的屯军逃亡，屯地纷纷荒芜。赵廷臣奏请“改卫为府，改所为县”、将马乃等诸土司改为流官，把屯军所辖的范围改为地方政权，后来如将“新添卫”并入“贵定县”即源于此。这些做法，与上述“施以教化”等措施，推进了明朝以来对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的进程。此后历任巡抚，大体上是按照赵廷臣制定的治黔“方针”办理的。另一方面，赵廷臣并非仅仅强调的是“文治”，而对于所谓“师出有名”的反叛却是要坚决镇压的。孙可望的旧部冯天裕，曾一度接受明永历王朝“总兵”封爵，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在平越(福泉)降清，不久又背叛清朝。冯天裕沦为流寇后搜罗溃兵、重招旧部攻陷湄潭，进军瓮安。赵廷臣调思南、平越、遵义、偏桥诸路兵击破冯天裕，斩杀了冯天裕和南明总兵冉宗孝等。顺治十七年(1669年)四月，马乃(今兴仁县境内)土司龙吉兆反叛，赵廷臣于十月率兵围剿马乃营营盘这一反清大本营。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纵火焚烧了营寨，擒杀了龙吉兆(至今尚存的马乃营营盘遗址已被兴仁县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剿平龙吉兆的反叛，赵廷臣以功，加兵部尚书，从正二品总督升任从一品加衔总督，即“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
云南因战乱造成大面积的土地无人耕种，赵廷臣奏请，“当急招民开垦；其冲路各州、县，请以顺治十七年本省秋粮贷为春耕之资。”在总督任上，适逢平西王吴三桂向朝廷进贡五头象，顺治下令停止送京。赵廷臣抓住机会上疏请求，全面停止边疆向朝廷的进贡，以省解送之劳，其请求获准。
历史背景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多年的积弊最终激起了农民起义，李自成的义军攻入北京从根本上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割据东北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经两代的励精图治，统一了关外。满清贵族在和明王朝的战争中收降了洪承畴等一批明王朝的旧臣，尤为吴三桂集团的降清，使关外通向关内的门户洞开。顺治元年(1644年，崇祯十七年、甲申年)，清军入关0了明末农民革命胜利果实，10月，六岁的顺治皇帝福临进入北京登上太和殿，宣告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封建王朝的建立。
清王朝虽然已建立，可是明王朝的一些地方政权和农民义军抵抗清军的战争仍在持续，尤其是张献忠的旧部孙可望(后在顺治十四年投奔驻湖南的洪承畴，降清)、李定国将明桂王永历皇帝朱由榔君臣延迎到贵州安隆所。“朱由榔率领朝臣达到安隆，将安隆所改为安龙府，以千户所署为行宫。朱由榔‘驻跸’安龙后，一些官员相继赶来，远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仍奉永历年号，其它地区的反清力量也把永历政权视为抗清的依托。因此，从永历政权进入安龙以后，虽已成为孙可望的傀儡，但在客观上仍起着鼓舞反清斗争的作用，使贵州成为抗清斗争的中心”(见《贵州通史简编》)。鉴于“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见陈寅恪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实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帝命洪承畴从湖南，吴三桂从四川，卓布泰从广西率兵杀向贵州。时任湖南兵备道的赵廷臣随洪承畴于当年四月到了贵阳，九月，受任为清朝贵州的首任巡抚。第二年，即顺治十六年(1659年)，升任云贵总督。当时因吴三桂驻云南，总督驻贵阳，抚降南明抗清官军，执抗清名将张煌言杀之。康熙元年调任闽浙总督。在任内凡遇刑狱，审断有方，折狱尤敏。康熙八年（1669年）赵廷臣病殃于浙江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