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士英，又名俊生，字敬德，1905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宋家庙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幼年丧父，家境日渐不支。10岁以前，他常协助兄长沛生捕鱼，以补家用，曾因划船而累得吐血。其祖父见之不忍，又看他天资聪慧，便让他就读于家乡私塾。
宋士英深知家庭供他读书不易，所以学习格外刻苦，几年之后，便考进了无为县城内的兢存学校。中途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数次，但他总是设法自修补课而跟上原班，并在班上始终保持优异成绩，常受到老师的夸奖。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许多进步书籍、刊物像春风一样吹进无为县城。同时，一些在外地求学的进步青年也常回到家乡宣传、演讲。因此，兢存学校的师生们也开始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宋士英在兢存学校通过几年的奋发学习，结合自己在农村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亲身感受，他逐渐由一个普通学生而成为一位新文化、新思想的坚决拥护者。这个时期的学习为他后来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春，兢存学校学生刘笑贤遭推销日货的“盛和”杂货店老板殴打、侮辱，反帝情绪日益高涨的兢存学生获悉后，立即捣毁了这家商店。后因 干涉，宋士英带头高呼“打倒-贼!”“打倒奸商!”的口号，率众冲进县衙。县长见学生如此“冒犯”，命令 局逮捕关押了宋士英、张昌万(张恺帆)等八位同学。这一镇压行为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他们立即-，走上街头-。由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深得进步人士的同情支持，经过几天的-、-斗争，最后县长不得不释放被关押的学生，奸商也被迫具结不卖日货，宋士英等八位同学在一路鞭炮声中凯旋返校。
1924年秋，宋士英从兢存中学毕业后即考取了芜湖市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五卅运动前后，宫乔岩、钱杏村、李克农等在芜湖积极从事秘密建党等革命活动， 、农运、 蓬勃开展。宋士英在芜湖的学习生活，不仅是他新学业的开端，而且也是他一生道路的转折点。在这里，他从一个爱国学生而转变成为中华民族谋取自由解放的战士。
宋士英除认真学习功课外，还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和刊物，追求新的思想。他主编的每周一期的校刊，同学们都争相传阅。宋士英思想敏锐，倚马成章，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写了不少讴歌革命的诗稿，也写过不少针砭时弊、犀利泼辣的时评，宫乔岩、钱杏村、李克农等当时虽在民生中学工作，但宋士英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而且过从甚密，经常在他们的指导下从事 工作。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革命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芜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更加风起云涌。1927年1月，宋士英担任芜湖市 秘书股长。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利用自己流畅的笔墨，起草了许多布告、文件，积极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开展。北伐军到达芜湖后，宋士英更是欣喜万分，热情满怀。他和 的同事们打开原孙督府粮仓，赈济贫民。他们还带领学生深入郊区农村调查，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四一二-政变之后，芜湖地区也掀起了一股反动逆流。宋士英为之奔走呼号的“国民革命”却换来了一片-，他感到痛心疾首，也感到困惑不解。为寻求革命真理，宋士英毅然决定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去。
5月，宋士英到达武汉，进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不久，因身患重病，无法再过军旅生活，地下党组织便建议他暂时回家乡从事革命工作。8月底，宋士英经九江到无为。随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按照中共无为特支的要求，留在城内担任杏花泉小学教师，以合法身份在无为无可奈何。-斗争进行了几天，金唤狮见复课无望，只得辞职。这时，中共无为特区委通过学校师生推荐进步人士吕惠生当校长。至此，在宋士英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轰动全省的无为中学“择师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吕惠生任校长后，撤换了一大批反动教师，聘请了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刘方鼎、张泰康、葛辰白、查舒生、朱子帆等到校任职，并且建立了党的组织。 中表现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刘更如、杨从虎、方后鲁、钱光胜等加入了共青团。学校政治空气浓郁，师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择师”斗争是无为县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尝试，从此揭开了党在无为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序幕。
1927年底，宋士英按照特区委分工，和马玉满到宋家庙开展农运工作。他们利用庙宇开办了一个“改良私塾”，名义上是教书，实际上是开办夜校，提高入学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宋家庙的宗族势力相当强大，地主宋少章收租千亩，还侵吞族产和本族的公积金，农民们敢怒而不敢言。宋士英为了打开农运局面，便组织宋兴余、宋兴照、宋兴仓等人和宋少章清算族产，书写诉状，率众人告到县衙，并打赢了这场官司。连当时国民党县长高寿恒也在一次庭审时公开对宋少章说︰“你们宋家出了个英俊少年，你想侵吞公产是不可能的。”这话虽有挑拨意味，但也表明宋士英在宋家庙一带贫苦农民心目中的威望。自此以后，宋家庙的农运工作开展迅速，很快地就建立了农民协会。潘笑痴、宋沛生、宋兴余、宁兴照等农运中的积极分子也都被吸收入党，并成立了宋家庙党支部。
1928年春荒之际，无为特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农村广泛地开展了“向大户借粮”的活动。在宋士英的组织下，宋家庙一带的农民协会组织贫苦农民携箩带筐，有组织地向大户借粮。土豪劣绅见此情景，只好忍痛借出。全县借粮斗争的胜利开展，不仅使贫苦农民从饥饿线上得到解救，而且也使他们更加信任和靠拢农协组织，从而为今后开展政治斗争打下了组织基础。
是年夏，根据中共安徽省临委指示，中共无为特区委在白茆冒新洲吴锦章家召开党员大会，决定成立中共无为县临时县委，宋士英以他的组织才干和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与会40余位党员的信赖，被推选为县临委书记。
1928年9月，宋士英奉调到中共安徽省临时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长，并兼管芜湖市委工作。这个时期党的地下工作十分艰难，由于省委交通站被破坏和党内出现叛徒，因此芜湖市-十分严重，党的活动处于低潮。为了便于掩护，宋士英将爱人邹玉英接到芜湖市。宋士英此时不但要维持省委机关工作的正常运转，到下属县委指导、巡视，还要在特务、叛徒到处盯梢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直接领导芜湖市委开展工作。当时党内经费十分有限，为了支付省委机关的费用，宋士英还通过私人关系，多次向家境较好的无为籍党员高士林等人求援。他在芜湖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五六位无为的党员先后送钱到省委机关，竭力支持党的活动。
1929年4月，宋士英和安徽各地的党、团骨干到上海参加中央干训班学习，他被指定为安徽小组组长。宋士英才华横溢，工作勤恳，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安徽的与会同志和中央负责人都夸他为“安徽的恽代英”。干训班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二届省临委撤销，安徽成立四个中心区，归中央直接领导，宋士英被任命为芜湖中心县委书记。
同年10月，驻芜湖市的国民党石友三部队发生内讧，败者抢劫后逃散，胜者又借搜查散兵为名再行抢掠。23日上午，宋士英正与刘方鼎编写、油印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材料时，国民党军队闯进屋内搜查。刘方鼎见势不妙，立即将准备油印的蜡纸涂上重重的油墨，一边高声问来人是干什么来的。士兵见到油印机，便追问刘方鼎干什么工作，刘说是当教师，谎称买烟招待，便出门而去。宋士英在里屋听见喧嚷，迅速将一些文件塞进夹墙，快步从后门出走。当敌人搜出《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告芜湖市民书》等宣传材料、出门追捕时，两人已不见踪影。于是敌人便将邹玉英及刚满四个月的孩子解送市公安局。
在此险恶的环境下，宋士英并没有为了个人的安危迅速离开芜湖，而是与刘方鼎踫头后，布置他立即通知本地党员注意隐蔽，然后回无为筹款，准备适时向中共中央汇报。他自己则隐蔽到人力车工人住的棚户区内，写信给所属的各县县委与中央，用“我因病外出就医，请暂勿来”，“货已告缺，不要徒劳往返”等暗语，通知他们不要来芜，以防不测。几天后，无为县党员马玉满按刘方鼎的要求，从无为送款到芜湖。当马与宋士英谈及国民党军队逮捕了邹玉英和仅仅几个月的婴儿时，宋士英说︰“她终日忙于家务，其他活动并不了解，也不会说。我认为敌人再疯狂，也无法从她口中捞到什么，最后还得要放她们。同志们可以放心，不必再为她花费人力、物力。”马玉满望着他那因长期熬夜而红肿的眼楮，听了这公而忘私的话语，不禁泪水涔涔而下。第二日，马玉满送宋士英安全地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邹玉英和孩子若红(现名若宏)被捕后，先是作为要犯解往南京，则转到安庆的省政府监狱关押。邹玉英虽然是个一字不识的乡下妇女，但在宋士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她一直支持丈夫所从事的工作。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她一直矢口否认宋士英是共产党员，只说丈夫是教书先生，也没有说出任何一位与丈夫来往的人。尽管她脚上戴着脚镣，怀中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地和孩子一起忍受了种种磨难，历经十个月的狱中生活，最后由组织营救出狱。
宋士英到中央汇报情况后，党中央考虑到他身份暴露已不适宜到芜湖工作，就将他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市的沪西地区从事工人运动。
1930年8月，宋士英奉派到东北参加满洲特委工作，后因机关破坏，多数同志被捕，宋士英只身返回中央。因途中饱受风尘之苦，回上海后即生病住院。1930年10月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
宋士英病故时才26岁，尽管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为革命事业释放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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