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伟(1893～1978)原名李忠枢。江苏无锡(今江苏无锡市锡山)人。1915年毕业于唐山路矿学院土木工程科。1918年按岳父荣德生意愿，辞去陇海铁路徐州段副工程师职务，在汉口市白矫口创办福新第五面粉厂，任协理兼总工程师；后又在妻伯父荣宗敬的授意下，在汉口建成申新第四纺织公司，生产经营都很有起色。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陷落上海、无锡，荣家在江南的企业或毁于炮火，或落入敌手。李想保住岳父家在汉口的这点家业，把申新四厂迁往内地。为此，1938年夏，在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过程中，他先派人，后又亲自入川选择申新四厂新址，并包了一艘英商货轮，先将万锭旧纱机和80台布机装船西运。由于长江上尽是西迁工厂运送机器和军政机关运送货物、人员的船只，航道堵塞，速度特慢，且轮船过不了三峡，到宜昌后又转雇70条木船，历尽波折，耗时半年到重庆。出于“一动不如一静”的考虑，荣德生和“申四”的大部分股东更加不赞成工厂拆迁。
这时，一个全称叫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中国工合或工合)的组织在武汉挂牌成立。工合当时的任务，就是动员战区的工厂内迁，并把内迁的重点定在西北。为了争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工合推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理事长、宋美龄为名誉会长。宋美龄曾于8月初到申新四厂察看，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迁，她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拆迁是政府最高当局的决定，必须执行。”她按照工合实际负责人艾黎的意见，对厂长章剑慧说陕西的宝鸡比较安全，去宝鸡的铁路尚通，政府可以尽力设法调拨运送机器的车皮。荣德生和股东们得知要把申四迁往荒凉偏僻的宝鸡，急电李国伟“设法挽回”。但汉口市政府采取的不迁就炸毁的焦土政策，已使拆迁成了唯一选择。李在向岳父复电“拆迁已定，无法挽回”的同时，指挥员工将拆下来的纱布机和发电机装上火车，到同年9月10日，申四运到宝鸡的机器已达60车皮。计有纱机20000锭、布机400台、3000千瓦发电机一部和钢磨12部。李与职工们先在斗鸡台火车站一间票房的后边，用帆布和青瓦、铁皮搭起棚子住下，把装机器的木箱摞起来构成一圈围墙，借来步枪、子弹，日夜守卫机器；为了维持大家吃饭，还把10台细纱机租给西安大华纱厂。1 939年7月，李完成了宝鸡建厂的工程设计，10月取道香港飞至重庆，12月返回宝鸡。但就在他回宝鸡的两个月前，日机轰炸西安大华纱厂，纱机全被炸毁。为了不使未来的申新重蹈大华覆辙，他察看了邻近陈仓峪的地形和土质，又征询了铁路工程师吴凤瑞的意见，认为只能建筑窑洞工场。荣德生看了他报去的计划书，于1940年1月5日复函“同意照造”。但荣和申四那些住在上海的大股东，对在土窑洞里装机器、办工厂这种闻所未闻的“创举”一直心存疑惑。于是，4月间又以股东名义发公函给李，以开掘窑洞耗资费时，万一坍塌“则祸害实不堪设想”为由，要求“中止此项计划”。李没有执行股东公函的决定，一面回函解释，一面督促加紧施工。他在厂务会议上说“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还说“在紧急的时候，多增加一份生产就是多一份国力。”说干就干，李和工人们夜以继日艰难施工，克服塌方、地下水等地理条件带来的困难和水泥、钢筋等原料奇缺的困难，到1941年春，共开出窑洞24孔，其中7个各长60米的窑洞用6排横洞穿过联通，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车间，安装了申新纺纱工厂全部设备的70%。
李在领导职工建造窑洞工场的同时，选建了十几间平房，安装了几台粗纱机，准备开始少量生产，但却没有动力。当时的陕西，只有1935年建成的一个仅有2200千瓦发电能力的西京电厂，连西安城里的照明也无力满足。申四迁到宝鸡时，西京电厂在宝鸡设了个分厂，全部设备就是一台75马力的柴油机，只能供县城机关的照明用电。申四的纺纱机要转动，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采用能借就借、能买就买的办法，终于用木炭机、旧汽车引擎，把一台75马力的蒸气机驱动起来，后来又通过陇海铁路局租借了一个火车头，使平房里的粗纱机转动起来。然而这点微弱的动力是无法保证窑洞工场竣工后全厂的用电的。解决动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尽快把从汉口运来的3000千瓦的发电机安装起来。然而，电机房和锅炉房如何建造?是李和工厂几位负责人最挠心的问题电机和锅炉的高度无法在窑洞里安装，平地建房又躲不开日本飞机的轰炸，经再三琢磨商议，最后决定在平地上建筑一座具有窑洞功能的堡垒式锅炉房。他们把墙和屋顶厚度加大到通常设计的三倍以上，在屋顶上密排着用铁路路轨和470桶水泥浇灌成的“T”字形水泥屋梁，上面又铺盖十余尺厚的黄土层。在黄土层掩蔽下，1941年1月5日，申四原动部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正式运转，全年发电1500万度，除用作本厂动力外，还可供给宝鸡城内部分照明。
原动部和窑洞车间相继建成、申新四厂全面复工不久，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 941年5月22日，八架日本飞机侵入宝鸡上空，在申四厂区投下了40枚 ，20余间平房和堆积在屋外的面粉机被炸毁，上千斤的棉花被烧成灰烬。而原动部和电机、锅炉，窑洞工场和纺纱机器却完好无损。荣德生看了李国伟发回的汇报，当即命人回复“此后无论原料制品均不宜堆置于显露之处，最好多挖窑洞，以便堆存，即使于工程上稍费，亦宜为之，且需从速进行。”上海的申新股东们，终于明确表示支持窑洞工程。此后，到宝鸡申新四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最隆重的是1942年11月由胡宗南、翁文灏、熊斌、顾维钧陪同前来的英国议会访华团。著名作家林语堂1943年参观之后，在他的《枕戈待旦》一书中，盛赞窑洞工厂是“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申新正常生产以后，李又在宝鸡建成福新面粉厂、宏文造纸厂，并赴贵州聘请机器制造专家李统劼来宝鸡，创办了申新铁工厂；还在白水县开办了宝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为统一管理川、陕、甘三省的企业，李设立了总管理处，由他任处长兼各公司经理或董事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在工人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艰难创业，为前方提供了大量的纱布、面粉、纸张和机器零部件，成为中国战时民族工业的范例之一。
抗战胜利后，李迅速恢复汉口申新、福新的生产，改建上海面粉公司分厂和渝新纺织厂，筹建宏文造纸公司上海分厂，将总管理处改组为5个公司，共辖16个工厂。解放前夕，李又在广州创建面粉分厂，在香港创设九龙纺织公司和工厂。1949年将各公司管理机构迁往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南局-部派人赴香港，向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1949年12月18日，李毅然率总管理处人员返回内地。董必武在北京接见他，并勉励他恢复、发展生产，造福人民。
1951年11月，李代表申四、福五、宏文等私营企业，与陕西省工业厅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共同组成公私合营新秦企业有限公司，李担任公司私股常务理事。他高兴地说“合营是工业界的大喜事，是适逢其时。”1954年，汉口申四、福五工厂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公私合营，他被推选为董事长。到1956年1月，他所掌管的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所经营的工厂都还之于人民，实是终生最感愉快的一件大事。”他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湖北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三届常委、湖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在李的捐献请求被谢绝后，他在购买的28万元公债上加盖“支援建设，放弃兑现”图章，以示爱国之心。
“文革”中，李也遭到厄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欢欣鼓舞，嘱其妻荣慕蕴将存款捐给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作教育基金，做到“生前家财捐献尽，留得清白在人间”。1978年10月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