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士融，原名士荣，字子仁，1901年2月24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县。少时读书于乡间小学，后考入昆明县立师范学校。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给知识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风。他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籍，开始对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腐败的教育制度产生不满。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昆明后，他以昆明县立师范学校代表的身份，参加组织昆明爱国会，组织召开国民大会和举行--等活动，积极进行抗日爱国宣传，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奔走呼号。
1919年夏天，范士融从昆明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在“教育救国”的思想驱使下，志愿到昆明郊区条件艰苦的农村小学任教。在工作中，他深感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都是禁锢青少年和摧残人才的精神枷锁，便锐意改革，努力使教学内容与乡土情况结合，并力求为当地众民服务。他重视科学知识，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没有先进的科学是不行的”，主张中小学教师应尽可能地向学生传播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在3年的农村生活中，他同贫苦农民接触较多，亲眼看到他们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2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范士融告别家乡，离别亲人，千里迢迢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部。从祖国的西南边陲，来到文化古都北京，使他眼界大开。“为革命而求学”是他的座右铭，并以此时时激励自己。进京后，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等革命书籍和包括俄国进步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文学、社会科学书籍，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其愿中华民族之沉没乎!其愿见中华民族之复兴乎!惟在我之自力耳。”决心奋起，肩负拯救国家和振兴民族的大任，做孙中山的“劲卒”。他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之人生观建设在一全为社会之观念上，非满现在之社会，乃以社会进步的理想归为依也。”还说︰“我以为人生是多方面的，家庭的幸福，不过是人生的一面，而且是最小的一面。我们的最大努力和奋斗，是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标准的。”认为“真革命家不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须天性不能系，恩爱不能溺”，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很高的境界。经高君宇介绍，他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范士融勤奋好学，认为要做革命者，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是不行的，不读书的人，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非常崇拜孙中山、廖仲恺这样的革命家，既是职业革命者，又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认为这样的革命家才算真正的革命家。认为，若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即令新社会能从我们手中造成，我们已经没有资格为这新社会中之一分子了”。他不仅努力地学好自己所在的国文系课程，还计划选学理科的课程，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爱读书，也善于读书，孜孜不倦地学习，并从中吸取精华。每当他读到好书时，就将其中最精彩的地方绘声绘色地讲给学友们听，并向大家推荐；读到坏书时，也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批判。他尤其爱读新书，经常给学友们剖析各种书刊，使大家受益匪浅。
范士融还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对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一向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一贯重视革命的具体工作，提倡脚踏实地实干精神，坚决反对只会空谈的口头革命家，说那样的人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他言行一致，只要是党和革命需要的工作，无论多苦多难，从不推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他受党组织的指派，担任了国民党北京市第七区党部书记的职务。他深入基层，满腔热情地向群众宣传革命，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和国民党左派一起整顿和发展组织。范士融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任云南旅外学生的革命组织——“新滇社”的主要负责人、云南旅京学会评议会主席、云南教育研究会理事和《云南》周刊主编等职。虽然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是对任何一项工作都从不马虎。他办事干练，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凡由他负责的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而且扎扎实实。他信奉一条格言是“站在干的水平线上才是好汉”，时时用这句格言要求自己，并常以骆驼的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精神自勉。他夜以继日地为革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表现了他为国民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献身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范士融严于律己，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在求学方面不应居于人下，而在处世方面则可居人下，不应去争权夺利。”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经常以别人优点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克服自己的不足。只要他人有一点长处，就认其为友，并向其长处学习。因此，他学习成绩优异，工作出色，生活俭朴，是个出类拔萃的好青年。
范士融待人和蔼可亲，诚挚热忱，善于团结同学，热心帮助他人，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深得学友的尊敬和信赖。同学们都认他为知己和兄长，有问题乐于向他求教，有困难愿意向他诉说。他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家民族存亡大事，谈革命、谈思想、谈人生、谈科学，耐心地向学友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步。不少原来不问政治的同学在他启发和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范士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心家乡云南的革命。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云南旅外学生的革命运动，鼓励云南籍学生学成后，返回云南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对那些不愿意返回云南，对云南革命持消极态度，企图在其他地方苟且偷生的人十分反感，他认为这是对家乡的背叛，这种行为和逃兵一样可怜。他打算学成后返回云南，首先要推翻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组织国民革命政府，准备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满意现状的云南同乡学生，只有两股路可走︰一是做叛徒，一是做逃兵。叛徒是回去将这现状推翻，另创局面；说不定要牺牲生命，更不能包定自己活着时就得见其成功。做逃兵……如果大家都是如此想，如此做，则将来不久云南必定要化为安南。”“若不能住在经自己出力弄好了的云南，就牺牲在现在的云南也好!”表现了他为革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精神。
1926年3月18日，为 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督促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驳回日、英、美、法等国最后通牒，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组织北京各界爱国民众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国民大会。会后，与会群众列队到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门前-。丧心病狂的段祺瑞反动政府，竟指使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致使47人罹难，数百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在-队伍中，范士融手拿国民党北京市第七区党部党旗，走在-队伍的前头。他面对段祺瑞反动政府卫队的刀枪棍棒，毫无畏惧，勇敢地带领-队伍继续前进。当枪声突然大作时，人群相互拥挤，他被压倒在人堆下。他从人堆中挣扎着站了起来，手中依然高擎着那面大旗。但是，他还没走上几步，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前额。他用右手捂着前额，上齿紧咬下唇，怒目圆睁，满怀悲愤猝然倒地，壮烈牺牲。
范士融，一位品学兼优、爱国爱民的优秀青年革命者倒下了。但是，他的死，已经唤起无数人的猛醒；他的事迹鼓舞着人们去同一切反动派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1929年3月，为纪念范士融烈士，爱国学友曾在和平门外北师大校院内建立范士融纪念碑，并刻上“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的碑文。
1985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为缅怀“三一八”殉难烈士，在校园内为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三位烈士重建一座汉白玉锥形纪念碑，碑座上镌刻着“碧血丹心”四个大字和三位烈士的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