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1877—1966），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五四运动时期，住宅惨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1900年赴日本留学，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1942年3月，任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
1949年去台湾，1950年赴日本。
1957年迁居美国。
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便从顾问变成了外交部次长，一0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的文件（就是当时称为-的“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章宗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袁世凯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极力主张-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协。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此时已被推到强大民意的对立面。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贼”。五四运动中一句著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五四”当天，学生-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及 。6月10日，-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愿在日伪政权任职，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罪孽。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后来，-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