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绶，幼名包綖，生于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卒于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享年四十八岁，北宋名臣包拯次子，生母是包公身旁侍妾媵孙氏，但未出世，生母孙氏便被包公打发回娘家，多亏大嫂崔氏知悉孙氏怀有身孕，便背着包公夫妇，私底下不断派人送钱财衣物等到孙家，孙氏生下一名男孩，崔氏又偷偷将男孩抱养在自己房里，名为长嫂，实为养母，翌年，在包公六十岁大寿之际崔氏将还在襁褓之中的孩子送到包公面前，包公夫妇大喜，遂将此子取名包綖。
包公于嘉祐七年过世，宋仁宗亲自前往灵堂吊唁，当仁宗看到灵前的包綖只是个五岁的小娃娃，衣着打扮极其一般，环顾包家摆设也与包公的身分相去甚远，禁不住一阵鼻酸，为了照顾包公后代，赐与包家许多财物，还钦封包绶为太长寺太祝，并记录在案，在开封的丧礼完毕之后，包绶跟着家人，护送著包公的灵柩从开封回到合肥，这以后包綖渐渐的长大，崔氏在官府的协助下请来启蒙老师，教包綖读书识字，并给包綖取了学名包绶。包绶八岁时，正逢朝廷三年一次的祭祀圣典，百官照例晋升一级，包绶也由‘太长寺太祝’升为‘大理评事’，包绶小小年纪，便已取得当年包公考中进士之后才得到的等同职位，不久又转为“承事郎”，就是说包绶还是童稚之年，就具有了八品官的身分，但这是违背包公生前的遗愿的，包公生前一直反对不分才智高低或者贡献大小，论资排辈的加官进爵，以及为照顾重臣子弟的太多太滥的规定，但这些建言一直未被朝廷采纳，使得包绶成了‘荫补’制度之下的受益者，不过包绶十分有志气，没在温室里退化，更加自强奋进，他虚心好学、知书达礼，遇事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又严以律己、爱恨分明，一举一动，酷似包拯。九岁时，包公夫人董氏病逝，崔氏为其张罗后事，并把董氏葬在包公墓侧，此后包家便由崔氏为主，包绶成年后，崔氏一手作主为包绶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之后，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给包绶娶了宰相文彦博之女文氏，成婚之后，崔氏便派人到开封一带寻找包绶生母孙氏，最后将孙氏接回合肥，让包绶母子团聚。崔氏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病殁，享年六十二岁，生前包受对她有如亲生母亲一般孝顺，去世之时，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悲痛欲绝，连夜奔丧回到合肥，为其披麻戴孝，犹如对待生母一样。
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唯绶一身。’，便向继位的宋哲宗呈了《举包绶》的奏章，宋哲宗赐包绶做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这是包绶第一次做官，处世严峻，办事认真，奉公守法，不贪图财利富贵，濠州知州见包绶身为名门之后，却不以势自居，遇事便常与包绶讨论，包绶也对知州直言不讳，二人相处甚欢，三年任满，离开濠州时，包绶博得一个‘廉洁勤政’的好名声。
之后包绶调至开封，升为七品宣义郎，分配做少府监丞，负责管理天子使用的龙袍、车驾、宝册、符印、旌旗等物，工作虽千头万绪，但包绶却处理的井然有序，赢得公卿们的赞许，纷纷上奏推举他，尤其是包公的同僚好友、自己的丈人宰相文彦博，奏章写的最为恳切，说‘故枢密副使包拯身被忠孝，秉节清劲，直道立朝，中外严惮，先帝以其德望之重，擢为辅臣，未尽其才，不久薨谢。’并指出‘包拯之后，唯绶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首，不苟求进’，由于受到满朝公卿的倾力举荐，这以后，包绶先是被任国子监丞，继而进为宣德郎，再升为六品通直郎不久，又被任命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通判，经过包绶的努力，很快，汝州便呈献一片平和清晏的景象。当包绶被晋升为六品朝奉郎，调离汝州时，汝州百姓扶老携幼，为他送行。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十月，包绶调任谭州（今湖南长官廉洁，想必日子过的不宽裕吧....包绶过世时，儿女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官府和姑丈文效接济度日，甚至无法将包绶的遗骸从黄州运回合肥，直到16年后，包耆年、包景年都已成家立业，经济稍有少转，才把父亲包绶的棺骨从湖北运回，葬入合肥大兴集的包氏大茔之中。包绶和文氏的合葬墓紧邻在包公墓的左下侧，棺木直接埋入土里，与平民葬式没有两样，随葬品大都是随身携带的日用品，如果没有墓志铭，谁知在此长眠的是包公的次子？包绶墓出土的几件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方带有碎锭残墨的石砚，石砚长17厘米、宽10.8厘米、高2厘米，长方形的砚台水池却是椭圆形的，造型十分精美，底部还斜刻着瓦形图案，于高雅之中显出几分古朴，因为这方砚台，证实了当年包公去端州任知府，卸任时的‘不持一砚归’却有其事。
